红色法治教育基地的价值导向和育人路径探析

红色法治教育基地已经成为传授红色法治教育、构建法治育人体系的关键场所。它紧密贴合红色法治教育的独特内涵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现了其“政治引领、教化育人、传承基因”的独特功能,对青少年、法科学生、法治工作队伍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为了加强育人效果,红色法治教育基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导,运用赛教融合手段促进基地红色法治理论深入研究,把握基地功能及其受众特点开展红色法治教育,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推动基地建设,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增强法治育人的实践效果。

当乡建情怀遭遇经济规律:对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直是主流趋势,但也有一些青年大学生逆流而上,投身乡村建设事业,成为乡建青年。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出于朴素的情感,而是有着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支撑。他们反思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后果,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在农村探索出另类发展模式。乡建青年的理想情怀令人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往往忽略经济规律而屡屡受挫。从唯物史观来看,分工深化和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思市场化造成的生产社会化不能走向美化前现代的个体小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反思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也不应该走向否定工业化和城镇化本身。乡村振兴不是要反城镇化,而是要和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野下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

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体系及法治教育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法治教育能力的必然内容,也是全面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础性、独特性、先导性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构建和完善全面系统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估体系,对教育青少年树立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培养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意义重大。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估体系要坚持教育性与思想性、定量与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性与真理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对青少年法治教育进行主体评估、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以期实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论我国青年立法的名称选择

法律名称是法律内容的高度凝练,法律名称对立法、司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青年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推进青年立法的过程中,法律名称的选择存在“青年法”“青年发展法”与“青年发展促进法”等争议。青年立法名称的选择,应充分考虑青年群体的特殊性,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在借鉴吸收国外青年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以“青年发展法”作为我国青年立法的名称,符合我国青年立法促进型立法的定位,有助于丰富我国“促进型”法律体系,保障青年发展,体现青年立法目的。

理解我国青年亚文化的三重维度

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多种文化形态组合而成的一个复杂系统,青年亚文化就是多种形态中的一种。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需要对其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要加以正确引导,对消极的部分加以批判分析。在新时代进行亚文化研究,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蕴含的文化地位论、文化主体论、文化道路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我国青年亚文化。从文化地位论来看,我国青年亚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牵引中发展和流变,有着不同于西方亚文化的发展规律。从文化主体论来看,青年亚文化是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主体参与创造、消费、传播和分享的文化样态,体现了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复杂的意识形态症候,对文化建设带来多重影响。从文化道路论来看,文化多元格局下引导青年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以坚定文化自信为主线,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青年亚文化发展,实现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提振青年精神力量的统一。

法治社会的情绪体验:青年法治精神培养的关键动力

青年对法治精神的内涵理解包括懂法识法、信法尊法、守法用法三个层面,与法治精神的学理论述存在内涵与结构的差异。青年法治精神的情绪体验特征具有偏误性、动态性、可塑性和道德性四个特征。现行法治精神培养路径还存在着从认知到行动转换不佳的问题,亟须将情绪情感作为介质,形成“知—情—意”协同一体的青年法治精神培养进路。具体而言,青年需要建构以理性为内核的现实认知,避免盲从情绪对社会司法实践进行道德判断;塑造以感性为线索的价值认同,警惕过激情绪对法治精神反向解读;培养以行动为追求的践行策略,发挥情绪对践行法治精神的动员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青年就业援助制度发展探索

宪法中有关生存权意蕴的规定为青年就业援助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我国现已基本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主导下地方性法规等共同发力的就业援助制度体系,确立了政府主导下市场调节型、多制度联动型、人力资源活力导向型就业援助制度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青年就业援助制度的发展要求从法理学角度深刻解析青年就业援助制度的人权价值、正义价值、秩序价值基础,从社会法角度分析利益法学、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对青年就业援助制度的启示。只有明确新时代青年就业援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建立以青年为中心的就业援助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青年就业援助法律保障机制,才能促进青年就业援助朝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精神理念要求的方向发展,以良法善治实现青年就业权益保障。

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的审视与论译--基于二十大精神建设体育强国的认识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基于对二十大精神建设体育强国的认识,探求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本文认为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存在着外源性供给与内源性延伸两大动力机制。阻滞困境:理念缺失: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观念滞后;技术制约: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应用单一;治理懈怠: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协同机制匮乏;社会支持局限: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业智慧化建设程度落后。策略展望:聚焦体育培训认知变革,驱动智慧化引擎;促进体育产业技术革新,增强智慧化动力;增强体育产业共生治理,拓宽智慧化路径;整合体育培训社会支持,夯实智慧化基础。

习近平知青故事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研究

习近平知青故事是激励新时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不惧困难挑战、锐意奋发进取的生动教材,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宝贵资源。习近平知青故事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内容和要求高度契合。教师运用适宜方式将习近平知青故事内蕴的“迷茫”与“适应”“磨砺”与“坚韧”“扎根”与“立志”“勤学”与“善思”“为民”与“实干”“感恩”与“自律”“寻迹”与“循迹”七对关键词融入教材各章内容,能够切实增强课程教学的历史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和现实引领力,提升教学吸引力和实效性。

论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游戏的普及,网络游戏所引发的青少年法律意识偏差和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日渐凸显。过度参与网络游戏容易导致青少年模糊现实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动摇规则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疏离于现实,弱化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利于形成健康积极的法律意识。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表现为在犯罪类型上,与网络游戏有关的财产型犯罪增加;在行为方式上,受网络游戏影响的暴力型犯罪率上升;在犯罪主体的组织形式上,因为玩网络游戏而形成的结伙型犯罪数量上升。笔者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并结合理论分析探究当下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法律意识及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影响,以期理论与实务各界对网络游戏因素给予高度关注,在积极预控由网络游戏引发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考量下严格规制网络游戏,有效培育青少年法律意识,充分发挥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正确上网、合理参与网络游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

法治教育:青少年普法之必经路径

普法是推动法治中国加快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对青少年普法的必经路径就是法治教育。要构建中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体系,必须先行法治教育课程化,这需要在定好位的基础上,解决课程内容、课程方法、考核标准和师资力量等问题,并尽快将法治教育纳入政府规划来实施。

青少年体育宏观调控现状解析与立法构想——以中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大力发展为契机

中国青少年体育实业的大力发展需要法律法规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法的法理属性在于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防止"政府失灵",因此构建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法体系有利于实现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统筹安排以及法制环境的营造。文中以青少年体育开展现状为开端,在分析了青少年体育法律法规出现的问题之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构青少年体育宏观调控法体系的设想,以期为青少年体育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的中国路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之省思

法治保障是实现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的关键。运用文献资料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系统阐释了青少年体育现代化治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章名和内容修订的基本要义。研究认为:当前青少年体育面临健康促进效果不显著、运动技能培养路径不畅、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质量不高等困境,应将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基础工程、青少年健康素质提升工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建设精品工程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品牌工程等作为未来青少年体育的重点工程。基于“理念-体系-能力”分析框架,在治理理念现代化方面,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总体定位和发展目标,体现了以青少年健康、教育、体育治理推动青少年体育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体育法》提出一系列青少年身体素养培育策略,以完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治理目标,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体育法》围绕强化多部门、多领域和多层级协同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合作能力,充分保障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并通过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等举措夯实青少年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金融危机背景下青年创业就业的法律问题研究

青年创业是近期国家解决高校毕业人群就业的新思路,但适逢金融危机时期,需求不畅,更增添了创业成功的风险,如何通过现有法律规章制度来回避创业风险、维护创业者权益,是个既重要又紧迫的议题,我们应该:首先,熟悉现有的法律法规;其次,切实遵守并且不违背相关的禁止性规定;最后,引进创新模式协助创业者增加创业成功的几率。

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法制教育的思考

随着校园网络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上网人群日趋增多,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网上违规、违法行为也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研究了青年学生的网上违规、违法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及教育对策。

论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

我国在青少年特别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滞后、相应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保障机制不完备、司法环境不完善、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等。应当进一步理论创新,构建以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新青少年法学,同时还应当对青少年特别保护政策、最低标准、保护原则、具体制度和独立程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新《体育法》实施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制定研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凸显青少年体育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青少年体育立法,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现实性问题,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需要探索制定《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并以其为统领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体育法治体系。制定《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是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青少年体育工作条例》应当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遵循,优先发展、全面发展的战略定位,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的价值目标,“社会参与”的改革要求,权利保障的法治理念,厘清青少年的法律内涵,界分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关系,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发展目标,规范和调整青少年体育活动和青少年体育关系。

少年罪错与少年刑法

在中国法律中,一直不存在"少年罪错"与"少年刑法"的称谓,用的往往是"青少年犯罪",而且不存在"青少年刑法",更不要说"少年刑法"了。实践证明,我们有必要确立"少年罪错"与"少年刑法"的概念,因为它们比其他概念都更能准确地概括这一特定阶段年龄的犯罪以及针对这一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的本质特征。

公司法修改背景下的青年创业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法于2013年底进行修改,主要简化了公司注册手续,降低了公司注册门槛,这就需要对公司注册登记方面的变化进行法律分析使得青年创业者对这些变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消除青年创业者的顾虑。在创业门槛降低的同时,青年创业的法律风险依然存在,主要集中在违反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对其他发起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受让股权等方面,非常有必要让广大青年认识到这些法律风险,在创业过程中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合法创业,诚信经营,以减少损失。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