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汉字字源学考辩——基于“炎黄崇拜”假说

“余”字本义释义存在多种解说。但究竟哪种解说合乎逻辑思辨和推理的科学性标准,需要进行汉字字源学层面的考证辨析。该文提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借助“炎黄崇拜”假说的理论工具,从“余”字字族、“亼”字字族、专有名称、专有地名、专有自称5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考辩,得出“余”应为上古华夏文明中帝对自己的专有称谓,“余”字造字构型应当从亼从木。其中“亼”字字根代表了“△”形帝陵、神庙或神坛,是“炎黄崇拜”的标志性建筑形制;“木”字字根为“炎黄”二帝来自神授之权杖的简体造型。该文的探索性研究旨在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亦能够验证“炎黄崇拜”假说在建构汉字字源学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

“余予古今字”考辨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指的是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语而用字不同的现象。但郑玄"余予古今字"的注释存在疑问,后世学者常把余、予有意无意地看成古今语而排除在古今字之外。本文联系余、予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郑玄注释的体例,对颜师古、孔颖达、段玉裁等人的有关看法进行考辨,认为郑玄的文献举例虽有失误,但"余予古今字"从总体上反映了"我"义代词古今用字的差异,应该属于"古今字"关系,后人把余、予当作"古今语"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不符合郑玄本意。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国殇》“凌余阵”新诠

屈原《国殇》中“凌余阵兮躐余行”的“凌余阵”,古今学者一般是将其解释为“侵犯我们的行阵”。本文不赞同这一传统的解释 ,并通过考察古代文献资料 ,指出“凌余阵”犹言“驰余阵”。

谈谈概数结构“万余”和“余万”的差异

本文以“余万”和“万余”这两个形式极为相似的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小三角”理论从语形上呈现“余”的搭配使用情况,讨论能进入“x(余)”结构中的“x”有哪些,以期对概数词“余”的组合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分析“余万”和“万余”中“余”的语义辖域,指出“余万”和“万余”两种结构在功能和使用上的不同。

春秋时代第一人称代词研究

春秋语料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6个,即"我、余(予)、朕、台、吾、卬"。"我"、"余(予)"常见,其余不常见。"余(予)、朕、卬、吾、台"等只表示单数,而"我"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余"、"朕"、"台"、"我"这些第一人称代词不具有方言性。"卬"是"吾"的源头,"吾"是"印"的变体,它们是西方周族人的方言词,"卬"始终未能进入共同语,"吾"在春秋时代开始进入共同语。

先秦两汉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研究

医学文献口语性较强,可以比较直接地反映语言面貌。先秦两汉时期,出土医学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传世医学文献中主要有“我、吾、余”。在出土医学文献中,“我”主要充当主语,而宾、定、兼语为次要的语法功能且宾语和定语用例数量相当;“吾”作主、定语使用频率相当,主要表强调和表达强烈感情色彩。在传世医学文献中,“我”作主、宾语的比例相近;“吾”作主、定语的使用频率差距较大,且二者都较少有表强调加重语气的作用。出土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存在形态变化,即“我”“吾”多表单数且有格位的差异。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释读拾遗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自公布以来,引起多方讨论,但不少简文的释读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就其中某些简文提出新的释读意见,如《子犯子余》简3应点断为“主如曰疾利,焉不足?诚我主故弗秉”。同简“以即中于天”中的“即”可读为“冀”,希冀之义。简5“■■于志”可读为“瘅劳于志”。“瘅劳于志”,为志向而劳苦。简12中的“就”当依沈培的意见理解为“及”。简13“若大岸将具崩”中的“具”可读为“遽”,突然、猝然。《赵简子》简7“车外”中的“外”字当是“”字之省,应读为“坚”,坚固。《越公其事》简6“继”可读为“继祧”,继续宗庙之义。简14“笃”应理解为病,指军队疲敝。简32“堇(勤)𡐰”应读为“勤励”,勤劳勉励。简34“■■■■”可读为“䅘稑陵稼”,在丘陵之地种稑和小麦。简58“询命若命”中的“询”可读为“循”,顺从。

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述略——以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为例

学界对清代湘学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晚清部分,而对清代前中期的湖湘学术(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学史)研究不多。从湖南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明末清初的湖南确实不能算作"人文被沾"之地。然而自王夫之以后,清初的湖南说经注经者不绝如缕。雍乾之际,学风丕变,湖南仍有一些以经学名家的学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经学著作,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多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不分汉宋而博采诸长。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