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细雨中呼喊》的“异化”书写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90年代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亦是余华童年书写的代表之作。这部小说沿袭了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反叛”,为读者呈现了极具非理性色彩的童年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通过对人物、情节和环境多重“异化”,将真实的童年幻化成虚构的回忆性空间,逐一剖析着孩童眼中阴森肮脏的世界,揭示着人性和世界的丑恶。从“异化”角度切入,不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先锋文学的非理性色彩,还可洞悉到异化书写背后蕴藏的独特经历和时代印记。

论《天雨花》中的左氏父女——兼论作者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意识

左维明与左仪贞是清代弹词名著《天雨花》中的一对父女。从人物设置的角度来看,两人分别居于作品中男性与女性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左维明精心培育了女儿左仪贞,父女之间存在引领与继承的关系,父女均具英雄气概。另一方面,父亲的专制也遭遇了女儿的反抗,父女之间又呈现出威权家长与叛逆女儿的关系。作者展示了冲突背后的情理立场,而非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这种别具一格的父女书写不仅显示了作者高超的人物塑造技巧,也为探究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女性意识提供了可能。

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文学作品的作者序言为探索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独特的阐释空间。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对之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如何认识其中的限制性,从小说译本及其面向新读者群提供的新序言出发进行探究,不啻为另一有价值的视角。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争论主要围绕接受和传播问题展开,相较于注目小说作者或文本生产过程,现在的讨论偏向关注读者和阅读语境。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形象的变化,探讨作者如何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经历重构的全球场域中自觉地尝试定位自身,如何有意地进行自我人格形象的建构以面对新定义的世界读者群。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三位作家鲁迅、巴金和余华为自己小说译本所做的序言不少,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全球文学读者群与全球文学市场观念的形成,并在这样的互动和文化协商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分析他们撰写的作者序言,可以探寻贯穿20世纪的作者形象塑造上的变化。

结构的滑黠——对《文城》“补”的解读

《文城》出版后,其正文与补的形式创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读者依托小说内容简单地将“补”视为小说正文的补充,实际上《文城》的结构体现了余华的匠心独运,“补”更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扩充了小说的叙述容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补”的叙述陷阱将人们的视点集中在对事件的还原,而忽略了作者在形式上狡黠的布置。运用对位法去解读“补”的内容,破解“补”的结构陷阱,可以从情节、人物及结构多重维度探讨余华形式探索的有效性及审美价值。

文学与音乐的通感——论余华中短篇小说的音乐性

众所周知,余华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察觉到了音乐与文字的共鸣,并在随笔提及了音乐对其创作的影响。正是由于余华汲取了充足的音乐养分,使得其小说创作具备了丰富的音乐性。不论是对音乐元素的合理植入、对音乐技巧的化用,抑或是情感体验的深层内化,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丰富了小说的表达手段,增强了小说美感。挖掘叙述中潜藏的音乐性,不仅可以获取阅读趣味性,也为进一步解读余华拓展了路径。

针灸联合疏肝化瘀方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在慢性乙型重型肝炎(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CSHB)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100例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西医组、针刺组、中药组和联合组,每组25例。西医组予以常规西医治疗,于此基础上,针刺组予以针刺治疗,中药组予以疏肝化瘀方,联合组予以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治疗。观察4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比较4组治疗前、治疗1个月后、治疗6个月后中医症候积分、肝功能指标[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及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和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和CD^(4+)/CD^(8﹢))。结果联合组、中药组及针刺组总有效率均高于西医组(P<0.05);治疗1个月、6个月后,联合组、中药组及针刺组中医证候主症、次症积分及总积分低于西医组(P<0.05);治疗1个月、6个月后联合组ALT、AST、GGT水平及CD^(8﹢)低于中药组、针刺组和西医组,CD^(4+)及CD^(4+)/CD^(8﹢)高于中药组、针刺组、西医组(P<0.05);4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联合治疗CSHB可提高疗效,改善免疫功能与肝功能,缓解患者症状,且具有较高安全性。

疼痛记忆的经验书写与活着式的生存哲学——余华小说的主题研究

对恐惧情绪的深描和暴力场景的渲染是余华小说一贯的创作主题,作为一种情绪表达,恐惧是人类面对未知情况和臆想危险情景在短时间内产生的不安紧张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反应,作家的暴力书写延续了先锋文学中作家自由反叛的主体精神,通过虚伪的形式挖掘被压抑的生命形态。社会伦理的缺失和道德尊严的沦丧所构筑的荒诞世界是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中反复呈现的图景。而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转变叙事策略,整体化呈现小人物的命运走向表达出某种共有的集体记忆和生存方式。对个体疼痛和集体记忆的反复描写,其目的是借此补偿作家往昔的苦难记忆和情感空缺。以《活着》为代表集中体现余华的苦难叙事哲学,活着式的文学书写集中体现作家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多重主题的乏力拓展——余华《文城》的丰富与单薄

通过对余华《文城》多重主题的阐释与研究,分析了小说苦难、情爱、仁义等主题书写及其不足,认为多重主题书写使小说呈现出丰富与单薄的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余华的表意焦虑与创作困境,也可以窥视出当下文坛的症候性问题。

多维度解读《文城》:兼论余华的创作特质

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各时期创作的风格和特色,既有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性质,又有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写作的传统特质。通过梳理余华的创作历程,深入分析小说的创作主题、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设计,可观照余华的创作特质及其写作范式的变化。在《文城》中,余华创设了时空交汇、以偏补正的写作手法,塑造了众多在现实生活中和时代历史下挣扎生存的人物形象,由此展现出余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关怀。

余华《文城》:寻虚构之城,爱具体的人

余华新作《文城》讲述了林祥福寻找文城而不得的故事,“寻城”的情节建构最终指向的是对“具体的人”的思索。小说以“补”的叙事方式弥合了正篇中悬而未解的道德难题,通过描写个体在动荡历史境遇中的挣扎,跳出了“传奇”的藩篱——“传奇”只是余华书写人物命运的“术”,个体在动荡境遇中展现出的人性力量才是其背后的“道”。余华对“人”的又一次拷问是其创作成熟后的再尝试,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与精神归旨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张力。

论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

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已相当成熟。小说通过多重叙述视角、嵌套拼贴的叙述结构与散点叙事策略,呈现开放多元的叙事主题,对文学形式与真实性、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形式,以及生发更多文本形态的可能性途径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探索既是时代背景下文艺审美理想更新的产物,也与文学内部的自律性运动及余华对文学真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相关。

荒诞世界中的悲剧人生——存在主义视域下的《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卖血记》摒弃了宏大的启蒙叙事,将笔触直指世俗生活中的个体,以冷峻的笔法写出了平凡人面对荒诞世界的生存态度。作品对荒诞境遇的深度剖析、对民间现实图景的去蔽和对苦难中生命意识的表达都展现了存在主义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作品在对存在主义的挖掘中唤醒了民族苦难记忆,唱响了民间生命之歌。

《河边的错误》非线性叙事研究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中篇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非线性叙事手法,为读者打造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悬疑故事。非线性叙事,作为后现代小说中主要的叙事手法之一,在处理和呈现时空顺序时,通过非等时和点射的叙事技巧,展现了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复调式的叙述结构强调了多元独立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体现了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而开放式结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则将故事的发展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解读。通过深入分析这部小说的非线性叙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美学的风格。

仿作与超越:互文性视角下的《十八岁出门打工》

一种文本或明或暗隐含着多种文本的信息、范式和结构,形成互文关系。互文性表明了某种信息、范式、结构在文本之间流窜,并影响、篡改或者派生新文本。余华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1986年)与海勒根那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打工》(2019年),在内容结构、叙事技巧和主题意蕴等诸多方面构成显著的互文关系。通过翔实对比、考察和讨论,认为后文本是前文本的派生文本。一方面,作者采用承袭、模仿、篡改和组合方式对前文本进行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将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入小说创作中,在借鉴与创新、模仿与超越中完成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打工》。这种互文创作案例,对于当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如何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经验提供了一种参考坐标。

耳穴压豆联合耳部全息刮痧改善医学院校大学生失眠的干预研究

目的:观察耳穴压豆联合耳部全息刮痧对某医学高校失眠大学生睡眠质量、中医证候和生存质量的改善情况及效果评价。方法:选取2022年3月-8月就读于某医学院校本科一年级到三年级符合纳入标准的137名志愿者作为受试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组(33人)、耳穴组(35人)、耳部全息刮痧组(34人)、联合组(35人)。常规组给予常规护理,耳穴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实施耳穴压豆干预,耳部全息刮痧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实施耳部全息刮痧干预,联合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实施耳部全息刮痧联合耳穴压豆干预,干预前后比较4组志愿者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中医证候积分量表、中华生存质量量表的评分变化情况,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干预4周后联合组、耳穴组、耳部全息刮痧组PSQI评分、中医证候积分量表评分、中华生存质量量表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4周后常规组有效率为6.06%,耳穴组有效率为77.14%,耳部全息刮痧组有效率为70.59%,联合组有效率为88.57%,4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耳穴压豆联合耳部全息刮痧能有效改善失眠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中医证候,并提高生存质量,效果优于常规组、耳穴组和耳部全息刮痧组。

江南水乡想象与地域人物书写——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

余华在九十年代持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故事建构在江南水乡的空间场域,河流、池塘、细雨等意象参与了人物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历程。余华在小说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亲情伦理,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父母的护佑和兄弟的关爱,但他们却在家庭之外寻到了生命的温情,并在成长的苦难中坚守“爱”。欲望是生命的主体性象征,余华通过书写人物的旺盛食欲和蓬勃性欲,彰显了小人物在面对时代和命运的压迫时对生命的执着。

文学图像视域下余华作品海外版本封面设计研究

以文艺学和传播学联动的“文学图像”视角,从构思、色彩、设计语言等方面探究余华作品海外版本封面设计特点及其内涵,解析“读图时代”下图像的价值及意义,探究文学作品封面图像背后的符号隐喻和文化内涵。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论余华成功的三个因素

余华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余华对文学非常热爱,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学及感悟能力,其作为“优秀的读者”的品质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能从阅读中得出独特感受,并与自己的创作结合,为己所用,这是余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其二,余华在创作之初就表现出坚定的创作自信,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在创作上有所作为,并克服重重困难,为之不懈探索。其三,余华的成功还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其创作生涯中的几次“幸运”经历在其成名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伤与救赎:《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

《文城》中,余华从爱情故事起笔,引向漂泊人生。爱情神话之陷落、欺骗与受骗导致的双向后遗症、溪镇与“文城”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文城”之间的错过。“文城”这一空间意象既指向虚无、荒诞和无止境的漂泊,又象征理想之域,发挥着催促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展开的重要功能。小说结局未设置成“大团圆”模式,也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而是在审判之后施予救赎,故而丧失者在失去后有所获得,受罚者在挣扎后终得解脱。在很大程度上,《文城》是一部书写“小团圆”的作品,《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彰显出余华对人性的体贴、对精神信仰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