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魔遁形与妖魅再现——论聊斋小说《瞳人语》的网络电影改编

网络电影《聊斋志异之瞳人语》以聊斋小说《瞳人语》为取材缘由,又吸收了《画皮》《聂小倩》等其他聊斋小说的叙事元素,把原著小说中缘起缘灭的个人心魔加以遁形化处理,改编成一个融浪漫与魔幻于一体、寻找男女真爱和人间正义的主题故事,叙事格局的扩张和异类形象的赋魅增加了它影像传播的神秘感和陌生化,从而在游戏性、趣味性、奇观性等美学特征上呼应了网络青年们的审美接受趣味。因此,既置身于大众传媒和网络传播不断兴起的时代语境,又与传统文化记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影片需要进一步加强二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在传统文化借鉴与故事情节模仿、类型话语整合与审美元素凸显、古装场景仿真与现实世界隐喻等方面均留下了可供深入探讨的空间。

结构的滑黠——对《文城》“补”的解读

《文城》出版后,其正文与补的形式创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读者依托小说内容简单地将“补”视为小说正文的补充,实际上《文城》的结构体现了余华的匠心独运,“补”更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扩充了小说的叙述容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补”的叙述陷阱将人们的视点集中在对事件的还原,而忽略了作者在形式上狡黠的布置。运用对位法去解读“补”的内容,破解“补”的结构陷阱,可以从情节、人物及结构多重维度探讨余华形式探索的有效性及审美价值。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余华《文城》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不仅体现在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与展示上,更体现在其对叙事题材、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的别样探索。文章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话语四个角度对余华新作《文城》进行解读,剖析作品叙事之道,为小说文本解读提供新的思路。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仿作与超越:互文性视角下的《十八岁出门打工》

一种文本或明或暗隐含着多种文本的信息、范式和结构,形成互文关系。互文性表明了某种信息、范式、结构在文本之间流窜,并影响、篡改或者派生新文本。余华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1986年)与海勒根那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打工》(2019年),在内容结构、叙事技巧和主题意蕴等诸多方面构成显著的互文关系。通过翔实对比、考察和讨论,认为后文本是前文本的派生文本。一方面,作者采用承袭、模仿、篡改和组合方式对前文本进行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将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入小说创作中,在借鉴与创新、模仿与超越中完成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打工》。这种互文创作案例,对于当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如何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经验提供了一种参考坐标。

江南水乡想象与地域人物书写——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

余华在九十年代持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故事建构在江南水乡的空间场域,河流、池塘、细雨等意象参与了人物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历程。余华在小说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亲情伦理,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父母的护佑和兄弟的关爱,但他们却在家庭之外寻到了生命的温情,并在成长的苦难中坚守“爱”。欲望是生命的主体性象征,余华通过书写人物的旺盛食欲和蓬勃性欲,彰显了小人物在面对时代和命运的压迫时对生命的执着。

鲁迅郁达夫小说现代性品格比较

以比较对照的方式探讨了鲁迅、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现代性品格。他们2人作为"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家,分别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一系列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较之传统民族小说。他们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叙事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现代性变化,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独特进路及文脉基因。

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

余华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新奇、怪异的一批比喻,开辟了比喻新的空间和新的视野。同时,以1989年为界,他的创作也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两个时期的比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真分析余华小说前后两期比喻的差异,一方面可以深入考察余华小说比喻使用的根本特点,另一方面,通过两个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更深入研究余华比喻创新的原因与基本理据。

余华生存小说创作的精神气度

余华的"生存小说"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责任感的作家对人性、生存本相的洞穿和把握,同时,也表现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精神气度和清醒坚持;余华的生存小说不仅是叙述过程,而且是灵魂、精神的诗性表达,它使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灵魂的提升与净化。

祖父——父亲——儿子——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父系人物结构模式探析

余华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其小说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中共有的“祖父———父亲———儿子”的父系人物结构模式突显了父亲的中心地位,呈现了父法由颠覆到重构的嬗变过程,表达了对人性善的呼唤与礼赞,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余华对秩序和人性的深沉思考,此模式也就成为传达余华小说创作轨迹变迁的有力载体。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引来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至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

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余华是一位与时俱进而又风格多变的当代作家,他的先锋小说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父亲形象,对历史和现实的"父亲"进行了双重颠覆。随后,余华的创作观念和叙事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立场,回归历史与传统,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重新塑造正面的、充满温情的父亲形象,与笔下的"父亲"达成了消融和谅解。文章通过解读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探究了其对父亲形象进行颠覆与重构的文化动因。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

论余华的小说

余华是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他早期的小说以冷漠的风格 ,表现阴谋、死亡、暴力以及世界的混乱与悖理 ,以极端化的风格表达了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与颠覆 ,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敌对、紧张的关系 ,代表了 1980年代先锋小说对于生存状态探索方面的成就。生存的苦难则是他 1990年以后小说的基本主题 ,这也体现了一种从启蒙知识分子到民间的价值态度的转移 ,生命的欢悦、善良、温情和达观化解了他早期作品中暴戾的激情。余华冷漠的叙事风格受到法国新小说和鲁迅、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的影响 ,而生动、丰富、准确、富于想象力的细节描写和语言的简洁、精致、流畅成为他重要的艺术才能。对细节的重视既是余华的一种重要才能 。

小田岳夫的“城外”与郁达夫的“过去”

小田岳夫是日本私小说的重要作家 ,其作风既不同于尾崎一雄与川崎长太郎等 ,也不象伊藤整一派 ,更迥异于堀辰雄等 ,却明显相似于郁达夫的小说。其代表作“城外”曾获第三届芥川奖 ,它对郁氏“过去”的明显借鉴说明了“小田岳夫式私小说”的形成原因 ,也证明了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中交流的存在 ,而非仅是单向的影响。

论鲁迅和余华小说的精神同构性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仍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坛。在直面人生、社会的价值问题和精神溯源的过程中,一代代的文人与鲁迅不期而遇了,新时期的余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认识论与价值观方面,在思想理念及深层的精神领域,在思维方式以及文学的表现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惊人的同构性。

郁达夫:“卢梭主义”与现代感性“自我”的镜像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在中国现代自我的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他突破了传统在自我关注上加诸的道德禁忌,将文学作为镜子,用来观察自己、打量自己、想象自己、改造自己。他的创作突破了前现代"仁者无忧,勇者无惧"的圣贤文化模式,表现的都是平凡个体的"忧"与"惧"的生存体验;他以"我感故我在"的姿态展示了现代自我的感性生命体验,并致力于探索一种灵肉协调的人性化伦理,对这种肯定人的感官快乐的个人伦理的探索,是郁达夫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区别于张资平式的情色小说的严肃性所在。

负载生命本真的形式——论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转型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 ,余华 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告别了极端先锋的写作 ,在先锋与传统之间找到了新的契合点。以简单朴素的形式 ,平易如话的话语形态 ,传达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与思考。他在叙事方面的转型尤为突出 ,主要表现在 :小说新的叙述控制 ;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转变 ;叙述话语从冷漠走向温情。本文拟以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例 ,从叙事学的角度探究余华小说转型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