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禹贡》“织皮”释考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其梁、雍二州章中都提到了“织皮”。由于“织皮”所在的特殊位置,其断句释义历来聚讼纷纭。有学者将其连下文释作国名,有的则释作贡物。“织皮”当是兽毛织物和兽皮的总称,是青藏高原地区最为常见的衣物原料,也是古人重要的生活资料。“织皮”用途广泛,需求量大,是古代阶级、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梁、雍二州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毛皮制品的发达及与内地的密切悠久的联系,是“织皮”作为贡物的重要因素。

章钰批校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曹培廉城书室刻光绪八年(1882)洞庭杨氏重修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十卷,《外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经清代藏书家章钰通篇校读。章钰从群碧楼主人邓邦述处借其所藏元本(实为明初刻本)进行对校,对两个版本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较,并对篇章字句进行了校正,且利用多种校勘符号进行批校。此批校本在充实《松雪斋集》的版本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禹荥泽古地理环境研究

“禹荥泽”是指记载于我国最早地理学专著《禹贡》中的分布于今荥阳地区的一个古湖泊，距今约7000—3000年。由于《禹贡》的有关记载过于简略，时间又久远，所以，后世文献中关于荥泽的地理位置、存在时代、产生与消亡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2年多来的野外实地调查成果，从地质、地理和水文角度论证了禹荥泽的存在、产生条件、赋存环境和地理位置，并将它和《禹贡》之后历史文件中出现的荥泽作了多方面对比，厘清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

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存在的两大分流,各在其下游段形成九河分流系统,即冀州九河与兖州九河。《尔雅》所释九河,实属兖州九河即《汉志》河下游分流水系,在今高唐、黄骅、利津之间。《禹贡》河所播冀州九河,在今深县、黄骅、天津、容城之间。古白洋淀消亡的关键因素是《禹贡》河泥沙的长期堆积,其消亡过程即为《禹贡》河九河的发育过程。

一源三歧的“云林歌括”

[目的]总结"云林歌括"的源头和分支。[方法]利用文献学研究方法,查找古医籍中"云林歌括"的不同表现形式,确定来源和分支。[结果]在明清医著中,被后世反复收录与传抄的"云林歌括"实际上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分别来自于《万病回春》《寿世保元》《订补明医指掌》,但是该歌括的源头却出自《苍生司命》。"云林歌括"的原创者是虞抟,而非龚廷贤。[结论]社会因素可以导致著作权的变更。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禹贡半月刊》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之特点

《禹贡半月刊》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等人于 2 0世纪初创办的学术刊物 ,此刊发行仅 4年 ,却发表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其中关于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也刊发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 ,本文就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特点作述评。

汉代角抵戏《东海黄公》与“粤祝”

角抵戏是汉代兴起的一种戏剧样式 ,《东海黄公》是汉代角抵戏的代表性剧目。该文考察了该剧目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嘲讽方士巫师的喜剧内涵 ,指出它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迷信方士巫师行为的反讽 ;该文还探讨黄公禹步“怪三步”的来由 ,以及作为古老的泛宗教文化形态的咒语“粤祝”产生的地域背景与历史渊源 ,附论咒语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某种合理性。

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禹贡》半月刊进行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该刊在创办过程中,随着时势的变化,在内容上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由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向的态势。至于两者在半月刊中的总体地位及其内在关系,则鲜有人研究。文章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研究视域上的确有所改变,但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前后则有着明显的连贯性。这一结果的形成,除受这一派学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的影响外,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潮的抬头及当时知识界对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

洛阳大学所藏垣上官鼎是一件新公布的魏国记容铜器。据该鼎的铭文内容和实测容量,可以推算出战国时期“”的量值约合今53.5毫升。这一数值既可以用来重新考量传世的半灷量铭文之释读,同时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考工记》中所见的量名“”。

我国近代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及特点试析

以《禹贡半月刊》为依据，并参考了有关资料、文献和图片等，深入分析了《禹贡半月刊》的办刊宗旨、刊物内容及其特点，揭示出它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编辑学研究上的价值，同时对它在中国学术期刊史上的地位也给予充分肯定。

略论关公与关公文化

关公的原型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属下关羽,忠于刘备,勇武善战,驻守徐州与襄阳,后兵败被杀。他的真实形象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作为英雄人物被纪念,另一方面受到许多朝代的加封逐渐被神圣化。同时,关公作为一个被赋予了"忠、义、仁、信、勇、智、礼"等诸多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其形象在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得到多次的重塑。作为儒家的武圣人、佛教的伽蓝神、道教的崇宁真君以及民间最为灵验的正义、助学、赐福与助财的庇护神,关公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认同与接纳,成为三教合一的神灵。在当代,关公及其文化意蕴成为旅游文化产业着力开发的厚重资源,不仅是山西运城、湖北当阳与河南洛阳等地争相挖掘利用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而且日益成为遍及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山陕会馆、关帝庙以及与其忠义相关的文化品牌。

《禹贡》著作时代评议——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尚书》学家刘起舒先生有多篇（部）论著讨论《禹贡》的成书时代，反复论证《禹贡》成书不晚于春秋，提出的证据为《禹贡））写成必在春秋以前或不晚于春秋的一个“铁证”，一个“要证”，一则“史事”，和两则“必早于战国的史实”。此后，刘先生进一步采信辛树帜、邵望平两人的《禹贡》成于西周说。本文认为，刘先生提出的证据存在诸多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也不尽可取，他对于顾颉刚先生的批评，尤其值得商榷。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九州”初谊及“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九州,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存在较多的误解。本文以传世文献与铭文资料为依据,对与"九州"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九州"是从"四域"的观念发展而来的,最初是一个笼统的国家疆域的概念;早期文献中的"九州"与"禹划九州"中的"九州"内涵不同;"禹划九州"的观念应该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行政区划后才产生的,《禹贡》九州的分布与魏惠王霸业的建立关系密切。

共工触山与夏人创世神话中的宇宙大灾难

共工怒触不周山故事的本相在后世已被湮灭,与共工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对象在后世有很多神或神性英雄,各种关于这个神话故事的猜想都未能把握其原初本意。在本文重构的夏人创世神话中,它乃夏人创世神话的重要环节。共工即鲧。他因为争夺宇宙控制权而和自己的儿孙辈神祇禹、涂山氏女娲和启等发生冲突,这场冲突最后以共工失败而告终,他撞断天柱不周山导致巨大的宇宙灾难。共工最后受到以禹和启为核心的儿孙辈神祇的惩罚,他导致的宇宙灾难得到救治平复。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历来众说纷纭,疑误较多。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而非天顺三年(1459);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非明代道录司衙址;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