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司法审判对微博舆情的回应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和法治观念也随之增强,司法审判的正义与否已成为广大民众的价值追求;另外,现代互联网服务的广泛普及,微博舆情监督司法实践的力量也日益凸显,但同样存在着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形成矛盾,甚至引起失衡的局面。如何化解微博舆情与司法审判关系失衡的问题,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给出平衡两者的有效措施,是意图探究的重点。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逻辑起点,深度剖析微博场域和审判场域中分别存在哪些行动者、有什么样的惯习和资本以及具有中介特性的微博场探入审判场时两者关系。通过分析在微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典型案例,推导出两个场域的平衡点是保持审判场的资本和微博场的资本总量相等,提出相应措施予以完善,以助力优化微博舆论和司法审判互动关系。

论司法的道德能力

道德能力是人类对于文明和德性生活的认知、追求和向往之能力,是人类直面野蛮、战胜邪恶、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内在力量。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的道德能力。它内在地包含法官的道德认知和把握能力,道德维护和促进能力以及道德引导和塑造能力。在司法过程中,司法道德能力在个案中往往通过行为的正当化处理、争讼的伦理化转译、诉诸法律的德性条款等方法合乎逻辑地发挥作用。在发生学意义上,这种对司法公信力具有浸润性作用的司法道德能力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教化的成果。故此,在法学教育体系中,当为司法伦理教育留足空间;在社会建设中,应重视社会伦理体系和社会正义的构造,为司法的道德能力成长营造适宜的生态土壤;在国家法治建设中,须恪守立法正义,充盈法治的道德底蕴,为司法的道德能力发挥作用设置平台。

俞景茂教授治疗小儿腺样体肥大验案三则

[目的]介绍俞景茂教授治疗小儿腺样体肥大经验。[方法]整理俞景茂教授临证论治小儿腺样体肥大验案,并遴选验案三则,以阐明俞老师辨证施治、分期治疗以及遣方用药特色,并系统论述俞景茂教授辨治小儿腺样体肥大疾病的独到经验。[结果]俞景茂教授在小儿腺样体肥大治疗中,一般分三阶段施治:初期治以疏风清热、散结消肿;中期治以养阴润肺、活血化瘀;后期治以益气固表,养阴清热。临证中常获佳效,所选验案也获得满意疗效。[结论]俞景茂教授对小儿腺样体肥大辨证论治、分期治疗以及攻补兼施、培固正气的主张值得学习借鉴。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司法公信力的重构——以舆情公案为例

在全媒体时代,我国司法公信力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司法公信力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对于国家的信任危机。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的诚实/不诚实的两种应对方式,将会对司法公信力产生双向的叠加效应。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国家来源于社会的理念,并据此提出四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措施:积极面对政法舆情;诚实依照事实和法律回应;坦然面对错误;宽容对待不当指责。2017年的于欢案为司法公信力重构的典型正面样本。

俞景茂膏方调治小儿疾病经验

[目的]探讨俞景茂教授运用膏方调治小儿疾病的临证经验。[方法]通过跟师临诊,总结俞师运用膏方治疗小儿顽疾的学术经验,并附验案举隅。[结果]俞师认为,膏方剂型适合小儿服用,强调膏方治疗小儿疾病须辨病、辨证结合,因时、因人制宜。临证时注重调补固本,以平为贵;补中寓攻,以和为要;顾护脾胃,以喜为补。所附小儿哮喘医案1则,俞景茂教授巧用膏方调治2月,哮喘发作次数减少,发作时症状减轻。[结论]俞景茂教授根据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运用膏方个体化辨治小儿诸疾,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经验丰赡,值得推广应用。

于欢案的宪法学分析

2017年3月引发媒体强烈关注的于欢案,于当年6月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肯定了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欢正当防卫的定性,并以防卫过当为由将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酌减为五年有期徒刑。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令人满意的,但二审判决以行为目的而不是行为本身来评判逼债行为的正当性,以及二审判决机械对待正当防卫的均衡性原则的做法,仍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在保护防卫人的人身自由权、性自决权和住宅不受侵犯权等基本权利方面,二审判决及其所依据的刑法规范做得尚不够充分。概括来讲,不能简单将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界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应以抢劫罪和绑架罪论处,也不能完全禁止以致死的手段防卫严重的强制猥亵妇女行为,最后还应该扩大侵入住宅罪的"住宅"的适用范围,为侵犯住宅罪设置无限防卫权。

从第穆案处理看清廷治藏策略之变化

对于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第穆案,清廷对其的处理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光绪年间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对第穆案的处置,转为宣统二年(1910)推翻之前第穆案裁定而平反。从清廷对第穆案件的不同处理结果,反映出了当时清廷的治藏策略变化,即晚清时期许可西藏地方裁定内部争端的治理模式,逐渐转变为后期直接由清廷裁决西藏地方内部争端等的治理模式。

走进制度的天地——第三只眼睛看“于欢案”

民众对"于欢案"的关注,是对司法的关注,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也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关注。小微企业困局、高利贷乱象、私力救济的失范等多种原因导致此案的发生。司法机关处理于欢案件应该回归事实和法律本身,通过理性司法引领民意,不能简单地迎合或屈从民意。

复仇与法律--兼评张扣扣案

2019年7月,张扣扣案终审引起舆论对复仇正当性的讨论。复仇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占据重要席位,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法治的建设和发展。复仇以儒家礼教伦理为依托,具有正当性。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复仇制度已经不为当代法律所认可,但是社会上的暴力复仇事件仍然屡见不鲜,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公力救济不完善,案结事未了,受害人才会采用私力救济手段。因此为避免暴力复仇频发,国家应当进一步完善公力救济,在不断培养民众的法治思维的同时,要建立公正有效的法治体系。

采用俞茂宏统一强度理论求解套管的极限外压强

充分考虑拉压强度比和中间主应力系数,根据俞茂宏统一强度理论推导出在外压强下闭端、开端和平面应变套管弹塑性极限外压强的统一算法。数值仿真显示:随拉压强度比的减小和中间主应力系数的增大,弹性极限外压强增大;开端套管的弹性极限外压强最大,平面应变套管的次之,闭端套管的最小;塑性区的半径随外压强的增大而增大;当外压强增大时,套管由弹性状态进入弹塑性状态,塑性区的半径逐渐从内半径扩展到外半径;塑性极限外压强随拉压强度比的减小而增大;随外内半径比的增大,在同样的统一强度理论参数下,闭端、开端和平面应变的塑性极限外压强之间的差异增大,且塑性极限外压强大于弹性极限外压强;塑性极限外压强的计算值与试验测试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为-4%^-9%,而国际标准化组织样板数据与试验测试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为-12%^-25%,美国石油协会推荐数据与试验测试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为-17%^-30%,表明文中的套管塑性极限外压强公式更接近试验值。

法与不法:比较法视野下的德国判例与“于欢案”一审

"于欢案"一审判决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关于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大讨论,其成为学界反思司法适用法律问题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并入选最高院第18批指导性案例。德国柏林墙守卫案裁判始终遵循法律的正义理念,彰显了法的温情与价值。"于欢案"一审,对案件的定罪与量刑缺乏生活经验和法律适用层面的深入考察,未能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导致量刑畸重,影响了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为了避免类似行为的再次出现,着眼于法官思维由事理向法理的转变、公正审判与司法公开并行、排除干扰公正司法三个方面的完善,以期裁判者能够秉承崇法精神,依法裁判。

“于欢案”之法理蕴意

"于欢案"是法治背景下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产物,是权力、权利相互间张力之反映,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一系列法治因素异化的综合缩影。"于欢案"不仅反映了公民法治意识之淡薄,亦反映出了立法、司法、执法等体制的弊端。有鉴于此,于"于欢案"所折射的诸多法治矛盾进行归因分析,不仅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同时亦有助于发挥法律应有的教育、指引、评价、预测等规范价值。

法律与人情的碰撞——以“于欢案”为切入点

法与情一直受到学界以及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个是民间的力量,均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建设必须要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欢故意伤害案,因南方周末《刺死辱母案》一文备受关注,舆论一片哗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网络从暴戾走向平和,从偏执逐渐达成共识,从冲动的情感回到理性的思考。这个案件反映的不仅是一个舆论的转变,更多的是我国法治的成熟和国民素质的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不仅需要发挥法律的核心作用,同时也要重视其他社会规范的辅助作用。坚持以法律至上为前提,重视人情在立法与司法中的作用,是处理人情与法律关系的正确途径。

正当防卫制度积极扩张的可行性分析——以于欢案为视角

正当防卫制度有助于实现及时制止不法侵害、保障人权的目的,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条件较为严格,不利于公民行使自己的正当防卫权,因此要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合理的扩张。以于欢案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关于正当防卫理论的传统通说,鉴于其无法适应行为人面对不法侵害进行自我保护和防御的需要,将正当防卫的条件通说进行合理的扩张具有必要性,有助于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自身目的,也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惩罚犯罪。

细化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求的现实路径——基于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细化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是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通用的刑事裁判文书在事实部分的制作中存在问题,亟须纠正。建议增加对关键事实、证据的评判内容,落实质证过程。

论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兼评山东于欢案

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重大争议,其认定标准的不同将对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了关于防卫限度主要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以于欢案为具体案例,认为在认定防卫限度的问题时,既要考虑案件发生的客观因素,同时也要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主观因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认定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超出防卫限度,并通过分析认为于欢的防卫行为没有超出防卫限度,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浅析情绪犯的类型化归责——从“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谈起

情绪犯在刑法实务中并不少见,但在理论中极具争议。通过"于欢案"以及药家鑫案、邓玉娇案、范木根案,对情绪犯概念加以界分,对责任弱化事由加以证成,能够充分论证情绪犯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划分不同类型的情绪犯能够实现情绪犯的类型化归责,为确立"刺激行为+强烈情绪"型归责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从“于欢案”看网络舆情传播路径与政府策略

2017年3月,山东聊城一起因暴力催债引发的血案震动全国。当刑事个案演变为社会公共舆情事件时,民众表达的不止是对个人命运的挂怀,更是对法治和社会价值走向的高度关切。当下移动互联网平台应用日常化,广大网民便于通过BBS论坛、新闻跟帖、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社交媒体发表意见,网络舆情传播模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文章以"于欢案"的传播路径为中心,多方面揭示当下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以深入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应对策略。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正当防卫”四十年:“于欢案”映射刑法第20条的修改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整整四十年,"正当防卫"几经博弈甚至1997年刑法中的重大修改,但运行中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山东"于欢案"的出现与发酵,透射着刑法第20条的亟待修改。通过对该案多层面的分析提出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包括对"不法侵害"的解读及修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绑定"关系,刑法第20条第1、2款"正当防卫"概念的歧义等。指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具有行为上的独立性与条件上的主导性,"造成重大损害的"应修改为"造成不应有重大损害的",建议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上增设"防卫行为"的上位概念,以厘定相关的刑法规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