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

论辩文是一种论证事理、阐明主张的文体。前人根据论辩的方式,将论辩划分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这在西方和现代的论辩文中是见不到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特产。以韩愈散文为例,我们可以领略论辩文的几种别致的体式。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

元结是唐代第一个大力“以文为诗”的作者,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大超过后来的韩愈。本文把元结的近百首诗分成三类,分析“以文为诗”在三类诗歌中的不同特色,进而把元结的“以文为诗”跟韩愈作比较,以突出元结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南宋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述论

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是南宋抗蒙四川战场难得的亮点之一,却因史料匮乏,致使后人多不能详其本末。此役代表了南宋四川军民抗蒙反击战的最高水平,也成为后人研究余玠事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余玠出师兴元府,既是挽救四川安危的历史抉择,亦是实现其平生抱负的必由之路。为此,余玠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取得了一定绩效,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评述。

元结、韩愈思想及文学观比较——以古文为中心

通过对元结、韩愈思想和文学观的比较,可看出在思想上,元、韩都复古以求新;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担当精神,但元退韩进;元结在九流百家之外提出"漫家",思想核心是独立与自由,韩愈虽未"自立门户",但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充盈其中。他们都是唐代文学复古的参与者,尽管复古所取法的对象有差异,但都能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风雅精神",韩愈倡"文以明道",但又能文道并重,且注意到文章的娱乐功能;他们有"尚奇"的文学观念,二人所作文章都堪称"奇文",求新求异,超越前人。与"尚奇"密切相关的是"立言传世"的文学观念,两者互相作用,促使作者对文章写作的重视,从而创作出流传后世的佳作。

《原本玉篇残卷》引《说文解字》释义方式说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玉篇》是《说文》和隋唐以后字书的桥梁。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本文主要通过对《原本玉篇残卷》的考察去探讨两者在释义上的联系。

《四元玉鉴》卷首“三图”的代数意义

目的揭示朱世杰(1300前后)通过“三图”引出的代数恒等变换思想和方法。方法运用几何图形和数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三图”的几何性质和代数意义。结果“三图”不仅具有几何意义,还具有深刻的代数意义,它是几何和代数的高度统一。结论“三图”所表达的代数恒等关系、思想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四元术中,为突破四元向更高元方程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其重要的代数思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黄元御运用何首乌的经验

清代名医黄元御辨证审慎,用药精简,配伍得宜,用药沿袭张仲景而多有发挥,善于将仲景未用之药融入经方之中。黄氏临床对何首乌的应用十分广泛,其著作《四圣心源》中运用何首乌组方15首。何首乌滋肝养血,润燥荣筋,入足厥阴肝经,与他药配伍得当,可扩大其治疗范围。黄氏运用何首乌与温补、酸敛、滋润等药配伍,治疗病证包括血瘀、中风、目病、须发不荣以及妇产科诸证。总结黄元御运用何首乌的经验,可为进一步研究何首乌的主治功效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策略分析——以李白《玉阶怨》英译本为例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其译介策略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本文基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通过对李白《玉阶怨》三种不同体裁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索中国古典诗歌译介策略。研究发现:许渊冲通过发挥译语优势,采用浅化、等化、深化手法翻译的韵体译诗,既尊重了中国古诗的语言文化规范和哲学传统,充分再现了中国古诗的全貌,又兼顾了译入语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程度,有效地传播了中国的诗歌文化。韵律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美的灵魂,在文体上采用韵体译诗的策略可以展示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性,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四库全书》编纂中对民族语译音纠误探析

清代多民族统一的政治环境下的“一统同文”政策,反映在《四库全书》纂修中,即乾隆帝极其注重对书籍中民族语译音的纠误。乾隆帝不仅下旨纂修了多部语言辞典,而且还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多次谕旨馆臣译改辽、金、元三史及涉及三史的人、地、官等译名。四库馆也组织相当规模的人员专门负责译改工作,其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是民族语译音纠误工作的主要成果。《四库全书》在编纂中重视民族语译音的纠误:一是体现了乾隆皇帝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下“一统同文”的文化政策;二是为纠正民族史书中民族语译音错误、消除背后蕴含的民族歧视思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是重视三史国语解的重修刊定,有利于保护民族文献的民族特征,也为后人研究民族史提供可供查考的史料。

从《国文语原解》看梁启超语言文字研究

梁启超《国文语原解》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作出了划分,并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对90多个汉字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开启了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汉字的新时代。然而其中也有一些说解错误、理解不到位的地方。指出这些错误和不足,有利于全面总结和评价梁启超语言文字研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