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文学作品的作者序言为探索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独特的阐释空间。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对之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如何认识其中的限制性,从小说译本及其面向新读者群提供的新序言出发进行探究,不啻为另一有价值的视角。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争论主要围绕接受和传播问题展开,相较于注目小说作者或文本生产过程,现在的讨论偏向关注读者和阅读语境。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形象的变化,探讨作者如何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经历重构的全球场域中自觉地尝试定位自身,如何有意地进行自我人格形象的建构以面对新定义的世界读者群。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三位作家鲁迅、巴金和余华为自己小说译本所做的序言不少,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全球文学读者群与全球文学市场观念的形成,并在这样的互动和文化协商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分析他们撰写的作者序言,可以探寻贯穿20世纪的作者形象塑造上的变化。

文学与音乐的通感——论余华中短篇小说的音乐性

众所周知,余华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察觉到了音乐与文字的共鸣,并在随笔提及了音乐对其创作的影响。正是由于余华汲取了充足的音乐养分,使得其小说创作具备了丰富的音乐性。不论是对音乐元素的合理植入、对音乐技巧的化用,抑或是情感体验的深层内化,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丰富了小说的表达手段,增强了小说美感。挖掘叙述中潜藏的音乐性,不仅可以获取阅读趣味性,也为进一步解读余华拓展了路径。

挚虞与西晋文学复古风尚

西晋经学复兴,文学的发展秉承儒家文艺思想,文学复古风气浓烈。挚虞是西晋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他入洛后与西晋复古文风派的文士交往密切,在创作中有宗经为文的倾向,推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在西晋洛阳的文学活动,以及在文学理论上对诗赋政教功用的探讨,推动了西晋复古文风的发展。

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新文学史的“权力”省思——以《吟边燕语·序》为中心

林纾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小说一直是新文学史上的“定论”,直到日本当代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林译《雷差得纪》等几部历史剧故事的英文原本,才使真相水落石出,昔日“定论”变为“冤案”。“冤案”起点为《吟边燕语·序》,它虽以“笔记”“莎诗之记事”明示底本文体,但在民初新旧文学论战的紧张气氛中,这些关键线索受到忽视,该序包含的学术信息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它因此成为一篇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事件,再次表明新史料在文学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发研究者省思新文学史的“权力”和需要面对的“重写”挑战。而对“旧文学”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在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弥补新文学话语一直以来单方面叙述的不足,进而完成对“旧文学”的充分解读。

《御选古文渊鉴》的文道观书写——以康熙选评韩愈文为例

《御选古文渊鉴》在编选上秉持“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与“帝王之道”紧密联系,以“鼓吹六经”为总纲,以“质文互用”为具体原则,深刻反映康熙选文背后的文道观念;在评点时,康熙对韩愈散文多持褒扬态度,认为其文在文法与文道观念方面多有可取之处,肯定了韩愈醇雅古峻的文风,也对其尊儒重道、崇尚孔孟的观念加以认同。《御选古文渊鉴》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与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是清廷“崇儒重道”政策的具体反映,对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与古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的交错——新见1940年代中期三篇李健吾集外佚作考释

《论历史和现时(致俞)》《舞台和文学—法国十七世纪》《看司徒乔的画》是新发现的李健吾创作于1940年代中期的三篇集外佚作。《论历史和现时(致俞)》引出了李健吾和俞两人关于戏剧《金小玉》的争辩,从中可见历史性创作日渐被现时性创作取代的迹象。梳理考辨《舞台和文学—法国十七世纪》《看司徒乔的画》可以发现,尊重现实和对抗现实这两种立场态度共存于李健吾笔端。这三篇佚作既揭示了“政治人”所宣扬的“政治任务”逐渐取代“文化人”所看重的“文化任务”的过程,也表明“政治人”与“文化人”的身份认同共存于李健吾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身上,进而使其对“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同表关切。“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的交错,最终折射出抗战结束后文艺嬗变转型的繁复面目。

国族认同与女性主体建构——於梨华及其留学生文学论析

作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言人,於梨华及其留学生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於梨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呈现五六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无根、离散的漂泊的主题审美内涵,反映出该时期无根漂泊的游子,尤其是留学女性在异乡情绪下,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迷茫和女性主体建构的艰难。

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

对于"日本文学与郁达夫的创作"这一课题,学界大多致力于从"私小说"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几乎忽视了郁氏创作与日本文学更久远的传统之间的深层联系。郁达夫的情爱书写的独特性是受到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影响的结果。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接受使郁达夫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张力的同时,也是造成郁达夫的情爱书写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中备受压抑和误解的主要原因。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引来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至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

於梨华留学生文学创作心灵嬗变的轨迹

留学生文学鼻祖於梨华心灵嬗变的轨迹与留学生文学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她的心灵经历了"依附过美国而终于对美国失望,投奔台湾而终于与台湾离异,疑惧大陆而终于对新中国认同"的嬗变历程。因此作家笔下的留学生文学既抒写了"无根的一代"的苦闷与寂寞,再现了他们迷惑与彷徨的心境,又表达了对祖国大陆的认同、归依的情思和要写出硅谷新一代移民的新发展的理想。

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

《三国演义》在现代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改)写(翻)译本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本文聚焦其中的关羽形象,探讨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指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以“情”取代“志”,以对既逝美好事物的感叹取代对未来理想的追求。而结合对日本古典文学的深入考察可知,其根源是日本文学的表现悲美传统。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

论韩愈对陆贽的认同与接受

陆贽与韩愈年辈相接,且有座主门生之谊,而现存文献并没有二人直接的文字交往。考察韩、陆之关系,非仅仅止于二人交谊之薄厚,亦关乎中唐复杂政局及文学发展之内在因缘。陆贽非凡的经历和杰出的才能,颇易引起韩愈的认同。而陆氏儒学纯粹,与韩愈有着相近的思想基础,亦便于认同与接受。陆贽幼年孤苦,勤学自励,终以一介书生而位极人臣,不同于梁肃等文人,给一生求仕宦的韩愈树立了切近的人生榜样。此外,陆贽赋予了传统骈文新的生命活力,以其巨大的创作成就,启迪了韩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韩愈对陆贽的认同与接受。

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由抒情转向叙事、从想象/观念世界走向现实/真实世界,两次转型不是告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而是更加贴近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不只是余华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共相,是新时期文学告别感性走向理性、求变创新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标志。

宋玉及其创作综论

宋玉容貌俊美,体态闲雅,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善于辞令,是屈原之后楚辞写作的第一人,文学史上以"屈宋"并称。宋玉的总体文学成就虽然难与屈原比肩,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创作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如果说屈原之作是伟大的政治抒情诗,那么,宋玉之作则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从宋玉开始,中国文学开始了独立演进的漫长航程。

《广东释道著述考》与海云系佛教文献研究

以函禅师为核心的佛教海云系僧人和居士,是清初岭南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宗教、文学群体。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研究的冼玉清先生在其晚年,曾费十馀年之功撰成《广东释道著述考》。此书以完善的体例,对海云系佛教文献做了详备的著录与考释,为研究这个法系的禅史奠定了文献基础。这部分内容实为《广东释道著述考》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

当北宋"尊韩排佛"浪潮被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古文创作群体推至巅峰之时,契嵩选择了以古文"非韩护法"策略,代表了当时韩愈批判的最强音。契嵩对韩愈的批判是全面的,其中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否定韩文的传道功能、把韩愈定位为"文词人",批评韩文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这些批评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其背后隐藏着援儒护佛的真实动机。契嵩"非韩"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不仅对他本人的古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开启了稍后理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

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

圣约翰大学赋予林语堂的,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调和中西文化之优长的态度,和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和再造的意识。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看似"一捆矛盾",实则是他始终在西方经验/民族文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平衡支点。它既是圣约翰校方及其校长卜舫济所持的"调和中西"的治校理念的一种产物,也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成为林语堂在"五四"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践的一种内在源头。

余光中散文的美学追求

余光中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 ,追求文学思绪的广大空间和包容意义。他以语言的“质”感为大自然抒情 ,把游览山水的艺术感触化为如雷如电的扫描 ,来表现一种对生命力的强烈渴望。所以他多选用音调高、幅度宽、气势猛的阳性词 ,节奏如霆如雷。这种葆有“大气度文学”品格的散文追求 ,一扫中国传统散文的暮气风尘 ,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