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兼论研究性与鉴赏性古代文学作品选的选材标准问题

好的文学作品选本,不仅能为读者提供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某些作家和某些流派的一般性知识了解,更应该给读者以新的启迪和感发,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这应该成为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选本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读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楼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而全盘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朱自清、俞平伯诗论之比较

朱自清和俞平伯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既是著名散文家、诗人,又是杰出的诗论家。但是后人对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他们的散文创作上,而忽略了他们对新诗所作的贡献。本文力图通过比较他们的诗学观,试图从中找到他们和新诗运动初期的共同特质,还原他们在诗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全面、辩证、科学地认识“批俞评红”——纪念“批俞评红”60周年

正确认识当年"批俞评红"的有关问题,不仅对正确认识党史、国史有重要意义,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三十来年的实践证明,全面否定1954年的"批俞评红",其后果不好,影响恶劣。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斗争,是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必需,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是不能否定的。俞平伯学术思想的根本转变,证明当年人们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不能说"批俞评红"是"左"的思想,它同"文革"根本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儿。

俞平伯的新诗观

对诗歌理想、诗歌效用、诗歌创作源泉等问题的阐述是俞平伯新诗观的基本内容。在诗歌理想观上,俞平伯主张“主义与艺术”并重,既秉持个性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又重视对诗歌创作思维的探讨;在诗歌效用观上,俞平伯强调作品的“感染性”,“以善为美”,重视诗歌传播的社会伦理效果;在诗歌创作源泉观上,俞平伯重视民歌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俞平伯的诗论有着明确的文学史观与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字里行间饱含着批评主体的人文关怀,他对新诗初创期的读者心理比较关注,能有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的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论述方式与其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有直接关联。

自我的疏离与回归—－三十年代俞平伯思想管窥

俞平伯30年代散文风格“枯燥生涩”，这枯涩文风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30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俞平伯自身独具的自然气质等因素造成。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的词史性质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共编选唐宋词二百五十一首,时间跨度自唐直至南宋末年。这部词选在选词方面总结了一代词史的创作,具有选词学意义;在注释方面则是尽量贴近词人词心,展示历史事实。

论五四时期俞平伯身份认同的矛盾性

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新诗处女作《春水》,到1924年底定居北京并转向学术研究,俞平伯的身份认同经历了由革新青年到"传统名士"的前后变奏。但是,以1922年为界,无论是前期倡导革新,还是后期转向传统,俞平伯都表现出了游走于革新与保守之间的"历史中间物"特征。俞平伯五四时期(1918—1924)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不仅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在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影响下形成的个人矛盾场,同时也反映了其不管是向充满革新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靠近,还是退守传统,都较难实现统一的身份认同。

璧同珠异奇彩纷呈——双《桨》修辞特色比较

朱自清和俞平伯两位先生于80年前写下了两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两篇散文都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尤其是在词语选用、句子组织、辞格运用方面皆颇具特色,比较分析两文修辞特色的同异之处,对于今天的散文赏析和写作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