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文人危素行实探赜

危素是元明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过元末许多重要政治事件。1368年大都被攻下后,危素向明军投降,这一举动被视为屈节辱命。然而,他降明后不仅没有受到明太祖的重用,反遭流放并最终客死和州,更加引起后世文人对其“贰臣”身份的讥讽。不过,也有部分学者以危素“护史不死”为其降明失节一事进行开脱。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危素选择仕明或许另有原因,有关他护史入明以及被流贬至和州看守余阙庙等事迹,是后世文人受到传统儒家忠义观念影响的一种历史书写。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唐兀人余阙的生平和作品

有元一代闻名于史的"唐兀"人,当数官至淮南行省左丞的余阙。通过收集史料,对其生平、仕履、作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从而为读者提供相关翔实的片断。还需指出:余阙死后,追挽、凭吊的士子络绎不绝,新朝的皇帝还将之列入"春、秋"的祭祀。而从其于经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可以又一次感受到元代西方移民居中原后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唐兀氏诗人余阙的授徒及其影响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吴去疾、杨偁、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在志行节操和艺文风格方面深受余阙影响,其师生关系兼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理学视阈下的元代色目文学家余阙

论述了元代色目政治家、文学家余阙的文艺观受到理学的影响,文风体直议正。指出其诗歌常抒写儒者襟怀,托物寓志,诗风则平易正大,追求雅正。书法亦淳古雍容。余阙及其学术与诗文,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融会的结晶,值得研究探讨。

“三翟”原型鸟蠡测

在《周礼》记载的王后及命妇六种礼服中,袆衣、揄翟、阙翟因其上有不同的翟鸟图案被统称"三翟"。关于这三种图案的原型鸟,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且莫衷一是。文章仅就古文献对其中某种鸟形态特征的描述,比对现代鸟类学著作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推测,认为早期袆衣雉形图案的原型鸟是雉科锦鸡属的白腹锦鸡;揄翟雉形图案的原型鸟疑似是雉科长尾雉属的黑长尾雉或黑颈长尾雉;阙翟雉形图案的原型鸟是雉科雉属的环颈雉。

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异域诗人笔下的六朝风情与汉魏风骨——试论余阙诗歌的艺术特色

余阙是元代后期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他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用汉语创作了大量诗歌,有《青阳先生文集》传世。他的诗歌规仿六朝,清新明丽;以汉魏为宗,优柔沈涵,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

余阙及其汉族弟子考论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昊去疾、杨傅、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深受余阙影响，或以忠义显，或以政绩称，或以文艺著。余阙授徒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师生关系超越了民族鸿沟，心通儒学，情同父子，兼备了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元代羌族文学家余阙在婺州的文化活动考略

余阙是元末汉文化修养极高的羌族文学家。在婺州浙东廉访司佥事任上两年余。余阙潜心研究《易经》，广交婺州文友，组织编纂乡贤遗作，题字题诗郑氏义门。其个体生命充实而“消摇”，于婺州地方文化则有激励推进之功。

论余阙《青阳集》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青阳集》是元代第一忠臣余阙的诗文集,记载了六百年多前元代合肥守军、民俗民风、士民生活态度、城墙修建、衣冠之家、西夏遗民、农民起义、重要官员、元末城陷、农业发展等情况,是了解合肥宋元时期实情最具价值的史料,是合肥弥足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是余阙留给故里合肥的无价之宝。

试论元代后期的忠义观念及其在明代的发展——以余阙的彰显为中心

元朝末年唐兀进士余阙孤军守卫安庆城,终因军力不支自杀殉元.元朝对其追谥表彰.这一彰显行为,在元代后期并非孤立事件,实乃当时国家忠义观念的反映.同时元代后期这种“忠国爱民”的忠义观念随同士大夫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不断扩大、加强.明初继续对余阙追封,立庙祭祀.同元代后期对忠义观念的表彰也是一脉相承的.但至明代中后期士人则逐渐将其纳入到现实的伦理纲常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教化的意义.

马丹阳天星十二穴

自然季节转换与天穹日月星辰位置变化有直接关系,世间时令变化受制于天文,日月星辰系人们确定世间流转的重要参照物。天星十二穴命名意为取穴应与时辰相关,即相当针灸应用的"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等。原十一穴,由金?马钰(丹阳顺化真人)撰为歌诀,载《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至明初徐凤《针灸大全》加入太冲称为《马丹阳天星十二穴并治杂病歌》。天星十二穴均为四肢穴,足三里、内廷属足阳明胃经;曲池、合谷属手阳明大肠经;委中、承山、昆仑属足太阳膀胱经;太冲属足厥阴肝经;环跳、阳陵泉属足少阳胆经;通里属手少阴心经;列缺属手太阴肺经。临床应用主要为"担截法",即配穴方法为主;穴位特点:针感强-疗效高、针刺深-效应大、四肢穴-安全好、易暴露-取穴准,见效迅速,针到病除;相互配穴,难症即消。

《靖康稗史》之《青宫译语》《呻吟语》献疑——从书中所载宋徽宗渡河路线谈起

《靖康稗史》中的《青宫译语》与《呻吟语》一直被认为是宋徽宗北狩亲历者留下的一手资料,但二书所记载的宋徽宗一行从开封出发渡过黄河的路线并非靖康末年的情况,而是建炎二年黄河改道后、在南宋使臣的行程录中多有反映的渡河路线。这说明《青宫译语》与《呻吟语》可能是南宋人根据各种反映靖康史事与北方地理的文献编撰而成的伪书,其内容真假参半,绝非一手史料。《呻吟语》的作者并非李浩,“《同愤录》下帙”的编订者确庵也并非李浩之子李成茂。今人所见《靖康稗史》七种,除《宣和奉使录》外的六种都于南宋末年才为人所见,且未有宋人著录,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西夏遗民余阙对魏晋六朝诗歌的接受

西夏遗民余阙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杰出代表。受到元代社会背景、文化熏陶以及文人交游等多维度因素影响,余阙在诗歌中表现出对魏晋六朝诗歌强烈的认同感,其诗承继魏晋风骨,规仿六朝风韵,熔炼吸收魏晋六朝诗人的作诗法度,吸纳意象和语言风格,在元代诗坛别具一格。论文详细探讨余阙对于魏晋六朝诗歌的多方面接受,楬橥余阙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在元代诗坛的重要意义,希望能为西夏文学研究,构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中华文学史"添砖加瓦。

余阙与青阳山文化旅游

西夏后裔余阙是元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元代忠臣第一人,赋予了故里青阳山重学、民族融合、忠义等文化特质。利用余阙、青阳山的文化特质发展文化旅游,是发展青阳山旅游首务。但存在山体破坏严重、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破坏殆尽、旅游发展无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青阳山文化旅游的发展。发展青阳山文化旅游,需要政府重视,科学规划,确立文化旅游主题与内容,重建青阳山房,创办研学基地,与其他景区联动发展。

《全元诗》余阙诗补遗

《全元诗》总成一代诗歌之文献,嘉惠学林,功莫大焉。但囿于元代诗歌量多、零散等诸多因素,故其疏漏在所难免。本文以《全元诗》中的余阙诗为中心,利用《元诗体要》、《元诗选》、《四朝诗》等典籍,新补辑余阙诗七首,并分别加以考辨。读书偶见,以期对《全元诗》的完璧有所裨益。

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学术特色

元代针灸医家王国瑞,一生潜心医学,其著作《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托名扁鹊,以歌诀传世,注解详实,记载了王氏将针灸处方从"一病一穴"发展到"一病多穴",其大力倡导透刺、临床治疗针灸并用、补泻兼具,创立按时辰取穴的"飞腾八法",其精研针灸,法随病施,针到病除,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针灸大家,为针灸学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余阙的“河西情结”——读《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元代后期河西唐兀作家余阙的诗文创作充满了对"河西"的关注与怀想,这种"河西情结"在其散文《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中表达了对河西人美好品性及其习俗的欣赏与思慕,对河西人现实状况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河西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

关于光明穴治疗眼疾的古代记载和现代研究

光明穴（编号GB37）在最早的腧穴学著作《黄帝明堂经》中即有记载，但在宋代以前的针灸学著作中却不是用于治疗眼病。宋代窦汉卿的《针灸标幽赋》将“光明”作为攒竹穴的别名，记载了它治疗眼疾的功用。受此影响，元代《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误将攒竹穴的别名“光明”当作足少阳经的光明穴，在光明穴的主治中增加了治疗“眼痒”的内容。之后的针灸学著作以讹传讹，都记载了光明穴治疗眼疾。现代学者也多认为光明穴可以治疗眼疾，并通过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对光明穴治疗眼疾的作用进行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