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绍宋《画法要录》类例体系建构与撰述观念研究

民国初年,余绍宋辑录古人论画作法之语完成《画法要录》初编与二编,从理法与画科两个方面编排建构起“主次分明而又兼顾整体”的类例体系,开中国画学系统研究与忠实考据之始,有效提升中国画学研究的独立性、学理性与实用性。此书以“整理国故”为撰述指导观念,立足古代画论的丰富遗产,辅以西学分科治学的原则与方法,致力于中国传统画学的现代转型,并催生了之后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成果更盛的中国画学研究。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撰旨与结构

《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张彦远撰著《历代名画记》的目的是为"好事者"鉴玩收藏历代名画提供全面指导,这一撰旨不仅决定了《历代名画记》的丰富内容和完备体系,也决定了它不是通史著作,而是一部鉴藏学论著。

《余绍宋集》佚文辑补

余绍宋的文章在其生前未曾结集,今人整理的《余绍宋集》,对其文章多有蒐讨,汇为一集,嘉惠学林。然而,由于其文章发布零散,搜集不便,以致《余绍宋集》存有遗漏。通过翻检载籍,发见其佚文数篇,可补其阙。

论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修纂特点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始修于抗战后期,呈现出由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过渡的修纂特点:体例上模仿章学诚的"三书体",但又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内容上新设了许多符合民国时代特征的新门类,对旧志内容作了扬弃;编纂手法上采用章节体、白话文、新式标点,引领了方志新文体,人物善恶并书。是近代方志转型时期的杰作,在中国省志编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余绍宋、俞剑华、温肇桐画籍分类方法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初,胡适借助毛子水“整理国故”的主张号召学术界要用“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历史文献遗产进行重新整理。余绍宋有感于画学书籍的整理刻不容缓,遂先后编撰《画法要录》与《书画书录解题》二书,首以科学方法对于古代书画典籍进行分类编排。四十年代,俞剑华借“整理国故”之名创“消极之整理”与“积极之建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在余氏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再次对于古代画籍的分类进行了调整。80年代,温肇桐辅以目录学方法对于前述分类体系修改之后提出了更为简明的分类方法。通过对于三种分类方法的比较研究,可以明晰前辈学者在提升古典画学文献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研究目标。

余绍宋书法的书心与情怀

余绍宋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少有的通才。他在书画、史学、政法、方志、金石等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而又能融会贯通,其书法先溯二王继而遍习汉隶、魏碑及唐宋诸家,精研帖学。书画作品皆流露出任情恣性而又古朴传统的艺术气息,并将科学、严谨之精神倾注于书画理论的研究与著述上,学术结合,艺论兼擅。在其六十多年的艺术人生和时代潮流的此起彼伏中,与同时代的其他书家学者一起,相互对比、互相补充,促进时代书画理论与艺术创作的良性发展。

何处是吾乡——《梁格庄会葬图》中的文士与画家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而其定位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中国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民国后出任司法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司法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0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