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太平寰宇记》的编纂体例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太平寰宇记》是中国州县志书较完善体例的端始,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本于史。清代乾隆年间的《河源县志》和《龙川县志》,从编纂体例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均继承了《太平寰宇记》的优良传统,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地选择运用了纲目体及平目体的志书体例。

文体规范下的艳情文学观──《玉台新咏序》和《花间集序》的选本批评

从《玉台新咏序》与《花间集序》观之,《玉台新咏》与《花间集》的产生,既有"诗道不出乎变复"的历时性原因,二者以艳情主题、女性形象、情采诉求之"变"实现对正统文学的悖逆;也有"群体的选择与互动"的共时性时空背景,二者都产生于衰世乱局的宫廷与贵族文人的文艺沙龙里,相对于胡夷里巷歌谣或敦煌民间曲子词,是雅文学。《玉台新咏》与《花间集》娱乐、抒情、审美和重视读者的价值取向,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的功能。《花间集》对《玉台新咏》的接受,是艳情话语在特定时空中的影响效应,完成了对《玉台新咏》的反思和超越。《玉台新咏》和《花间集》文体本身的社会期许与历史定势,尤其是作品对审美愉悦和情感思想内涵追求的差异,是导致二序文学史地位及评价差异的主要原因。

别具只眼看萧梁——读田晓菲《烽火与流星》

在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学史上,萧梁王朝的文化长期受到贬斥,宫体诗被视为亡国之音,其代表人物萧纲则无异于亡国的罪人,当时硕果仅存的诗集《玉台新咏》也因被视为宫体诗的代表作品而受到轻视和误读。田晓菲以其独到的研究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她的《烽火与流星》一书从社会文化的广阔语境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与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萧梁王朝,对宫体诗、萧纲和《玉台新咏》也给出了崭新的评价。此外,对关于所谓的文坛"三派对立"、边塞诗的产生、采莲诗的背景等,也都给出了全新的解释。认真阅读本书,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从南朝乐府到宫体诗的内部演化机制——兼论宫体诗价值之重新评价

吴歌、西曲展现了南朝商业文化冲击下的世俗"情色观"。梁武帝父子对其运用贵族化的审美情趣加以关照,使其从表现平民生活的市井文学提升为展现贵族的文化世界。其中宫体诗中女性的"物化"描写源于歌妓的"商品性",以满足贵族男子的占有欲。这种转化与玄学"应物而不累于物""无累于情色"观念密切相关。宫体诗并非为了释放色欲心理,而是新兴的文化贵族为了和市井粗人隔离,用贵族立身标准,在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和优雅得体的束缚之间保持平衡。宫体诗代表着士大夫对诱惑抱有既爱且惧的矛盾态度,在自我梳理、审视的诉说中被公众话语所采纳,最适合表现公与私、情与欲、沉溺与觉悟之间的矛盾。通过官方教育在贵族中传播,形成了固定的话语模式,显示了拥有话语权力的贵族士人面对世俗价值观对于精英阶层的侵蚀,试图重构精英文学秩序,使其反映贵族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渴求,以及对人情、人性意义上的终极叩问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