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裕陵修缮工程中的木构件无损检测

北京明十三陵裕陵地面上的建筑损害严重,残留建筑的木结构承重构件(梁、柱)需要逐一排查、鉴定,以最大程度地留用原有的木构件。本文对这些木构件进行了检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方城明楼等建筑的木结构被拆下落地后检测,三座门、神木等木结构构件在原结构上(未拆卸)检测。首先对木构件进行树种鉴定,然后利用外观分等,再用应力波和微钻阻力检测等无损检测方法对梁、柱承重类木构件(共62根)缺陷(内、外)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承重木构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朽、裂纹等缺陷,其中大部分承重木构件(41根)存在大范围缺陷,已不可再用;少部分承重木构件(21根)存在可修补的缺陷,修补后可再用。本次检测成果,为工程设计、施工方提供了具体、可靠的木构件缺陷状况资料,为裕陵修缮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

郭景脩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级武官,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个小人物,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可是今天能读到的他的墓志铭却有六千余字,其长度,可与正史中少数最著名的人物传记相提并论。可惜迄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仔细研读墓志铭,可知,郭景脩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少时的理想是通过科举直接担任文官,可因缘际会,他的仕途却是从武举开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武官。他供职于北宋的边防机构,从最低级别的武官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主管民政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历史上某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大人物相比,他显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他的业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地经营了阶州(甘肃武都),使当地羌人归顺了宋廷。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北宋中下层武官,特别是从事边防事业的中下层武官的缩影。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这些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大历史了。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韩愈谀墓文化辨析

运用证实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伦理学的方法、辩证逻辑的方法、解释的方法和文体学的方法,对韩愈有争议的墓志进行文化辨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韩愈没有谀墓,他用褒贬的笔法写墓志,是对墓志的超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应该肯定他的这一历史贡献。

仪征胥浦汉墓竹简《先令券书》未释县名辨析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竹简《先令券书》1号简中的“■”字,以往释作“亥”“定”“仄”“昃”“今”“乞”诸字,皆未安。从字形、文例、文意来看,该字应释作“與”,读作“舆”,意指舆县。《先令券书》首句释文应改作“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與(舆)高都里朱夌,庐居新安里”。101号墓所在之地为汉代舆县都乡高都里,舆县城址当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虞美人杂考

现今虞姬墓在安徽灵璧。但从文献资料来看,虞美人自刎处有安徽灵璧和淮南定远两说,因此,虞姬墓历史上实际两地皆有。美人死后,鲜血化为原上之草。这是一种能应曲而舞的独特的草,并非现在所见能开鲜艳之花的虞美人。虞美人草本花卉明代以来才从欧洲传入我国,历史上庞大的歌咏虞美人的诗词,也就经历了由咏草到咏花或花草兼咏的过程。《虞美人》曲流行于唐代,也与这个悲艳动人的故事有关。第一个以该曲填词的是唐代的无名氏,五代时《虞美人》词已多见。历代书面文学中的虞美人形象经历了从同甘共苦到贞节烈妇的演变过程,而在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中,虞美人却是一位巾帼英雄。

韩愈收入支出研究——兼论韩愈“谀墓金”

韩愈一生,职业收入并不稳定,也不可观。韩愈30岁之前基本上入不敷出,穷困潦倒,靠接济生活;他有据可查的高收入,仅仅有三年时间。韩愈的支出、消费项目很多,家庭人口多达百人,还有养马、两套住房、捐助朋友、扶持后学、文人唱和酬谢等方面。关于韩愈孜孜以求“谀墓金”的说法,不符合事实,需要加以审视。

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棜”及“酒以成礼”

西周时的"棜"、"禁"都用于承放酒器,"棜"无足,"禁"有足,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禁"称为"棜"更恰当。"棜"是商末周初出现的新器物,造型反映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可能与祭祀有关。西周时期主要是将所有的饮酒行为纳入到礼乐制度中,"棜"等的出现体现了西周以礼规范饮酒,节制饮酒,而不是简单地禁酒。"酒以成礼"是说饮酒是礼节仪式不可或缺的内容,守礼可节制饮酒;在礼仪场合就是饮酒过量,只要行为不失礼就不为过。"棜"的出现还反映了周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曹操墓研究》下篇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越族“贝丘”今犹在 濮人石墓千古存——渝东南酉水流域“螺蛳揭顶”墓葬研究

渝东南酉水流域保存了古代越人等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其"螺蛳揭顶"墓葬更是古代越人的墓葬习俗,在中国水乡蚌壳仙女等民间文学中有体现,是水乡稻作民族葬俗模式在山区的遗留,与历史上的移民文化相关,是中国南方民族丧葬文化的精品,今渝东南民众应当是古代濮人和越人文化的保存者、传承者与创新者。

天水棺床墓、墓主人及石棺床屏风画相关问题新论

天水棺床墓年代定为北周至隋初较为合理;天水棺床墓及出土石棺床与北朝隋初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差异明显,墓主人可能不是入华粟特人,其族属需要进一步探讨;据文献记载,北周鲜卑贵族宇文广葬于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南北朝诗人庾信为宇文广撰写的《墓志铭》与天水棺床墓、屏风画多处吻合,棺床屏风画与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的8首诗作高度契合,为深入研究天水墓葬的族属、墓主人身份和屏风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万州余家河墓地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万州余家河墓地发掘东周、两汉等各时代墓葬145座,并发现同时期的房屋基址、灰坑、陶窑、水渠诸类丰富的遗迹。其对研究三峡地区东周墓葬内涵与特点及巴楚文化交流、两汉墓葬结构特征、埋葬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陕西武功县唐代苏瑜墓发掘简报

2010年9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咸阳市武功县南仁乡宣村的唐代苏瑜墓进行了发掘。该墓为残存三个天井的砖室墓,墓壁存有壁画,出土有墓志等。苏瑜卒于长寿二年(693年),葬于武功县"仙游乡之原"。该墓墓室内壁画大多保存完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干画法,应是湿壁作画。此墓的发掘,丰富了关中西部壁画墓的资料,为研究唐墓壁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陵寝工程中的赔修制:以清东陵裕陵隆恩殿为例

从清东陵乾隆的裕陵隆恩殿的维修中,我们得以窥见清代陵寝工程中所实施的赔修制。这一制度规定得非常严格,一旦工程出现问题,则要层层追究责任,按规定赔修或者赔缴银两。若本人身故,则由子孙代赔。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程质量。

杜甫祔葬偃师杜预墓之论的生成与建构

颇有论者认为杜甫逝后最终祔葬于偃师杜预墓。考诸史料,在唐代,偃师杜预墓仅具备象征意义,在实际的丧葬安排中并未得到杜氏的广泛认可。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和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两份“现场文本”也并未直接将杜甫家族和杜甫本人的墓葬与杜预墓关联。至清代,偃师地方官员重新在现实中“发现”了邻近的杜预墓与杜甫墓,文人则“论证”了杜甫是祔葬杜预墓,杜甫与杜预两墓才最终被建立起文献与现实两方面的紧密关系。

《世说新语》中“墓”与“楼”的建筑情境美

建筑在物质性之外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以《世说新语》中的"墓"和"楼"为例,在此背景之下的言说表现颇具建筑情境美:所"见"之墓葬建筑具有"纪念碑性"特质,故能在生者与亡者之交游往来的基础上,触发强烈的对"不见"之人的怀念;楼阁建筑所具有的高度,提升言说者的视野,加之中国人固有之时空关联之思维,故能在所"见"之阔大空间与古往今来之时间维度之间转换,生发出忆古讽今之情。这种建筑情境美和诗赋书写中呈现出的美感颇为类似。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书“丹臾”“醜布”考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上多有漆书文字,是研究漆器工艺及名物制度的宝贵资料。现已公布的漆书文字中,"丹臾""醜布"二词的释读争议较大。文章通过考察发现,漆书中的"丹臾"和"丹猶"均应读作"丹油",指调制丹漆及其他彩漆所用的丹砂和植物油;"醜布"当读作"布",指制作漆器胎骨所用的粗丝缯帛和纻麻粗布。文末还对漆书中的"私府""胶筋""财用""工牢"等字词及整段漆书略作了疏释。

彭玉麟对两位湘籍著名哲学家的推崇

彭玉麟虽以武功著称,亦重视文治,其重要表现是极力推崇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位湘籍哲学家。他对周氏的推崇主要表现在重修其墓和编纂《希贤录》,而他对王氏的推崇则主要表现在创立船山书院、改建船山书院,为书院聘请名师王闿运。

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

北朝隋唐时期 ,河洛于氏人才辈出 ,十分显赫。但有关史书对其记载时有出入。虽然有些史书将其记为代州或雍州及京兆等地人 ,但经过对史料及有关墓志、神道碑的研究认定 ,于氏始终为河南洛阳人 ,且对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或对史书有所补充 。

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随葬简牍字砖考释几则

200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市清泉乡金鸡梁及其附近的二十四座墓葬进行清理发掘,其中三座墓葬中出土包括简牍、墨书砖等文字资料四件,对丰富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经初步释读,此次出土的四件文字资料分别为建兴卌八年木简、赵年衣物疏、升平九年文字砖以及建兴卅五年木牍,进而展示其临摹图版并考释,得出此墓地应属赵氏家族墓地,且时间至迟不过前凉悼公张天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