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判体公案小说编刊的知识语境及其认识价值

明代公案小说以《廉明公案》为典范,形成了书判体公案小说的类型特征。学界对公案小说的文学价值评价较低,根本原因在于囿乎后设的审美尺度。书判体公案小说是在明代儒学平民化、法律知识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和了社会思想潮流,同时迎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规训,因而在官方和民间得到了认可。书判体公案小说在叙事上接续宋代私情公案的文学传统,但在审美意趣上贯穿司法知识而强化了司法属性,形成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的鲜明理趣。因此,书判体公案小说知识性与叙事性相结合而具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是其独特的历史印记,也是其独有的美学价值。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从评林本看余象斗的小说编辑与批评

在明万历年间福建建阳所刊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余象斗及其刊刻的评林系列应该是颇有特色、为人瞩目的刻本。而这些评林本无不浸润着这位书坊主的斑斑墨迹,展现出他阅读作品时的一些心路历程。

论余象斗《三国演义》刊刻评点的商业气息与文人情怀

余象斗书商兼评者、商人兼儒生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刊刻评点《三国演义》时兼具商业目的和文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又具有一定的文人情怀,而两者结合使其刊刻评点更接近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商业气息渗透于小说刊刻评点的方方面面,而正是这种书坊主通俗小说商业模式开启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读书士子,余象斗将"庶民教育"视为己任,借此导愚适俗、劝惩教化,倾注了浓厚的济世情怀,同时他将《三国演义》视为史外纪事、增广见识之通俗史书,而这源于其史家小说观。

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辨异——基于对《水浒传》评改的比较

从编辑出版学的视角出发,对明末清初小说评点者余象斗和金圣叹评改的《水浒传》具体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概括余象斗和金圣叹的文化选择差异:"止录事实"和"始开生面"的文本差异,"愚夫愚妇"与"锦绣才子"的读者定位差异,"求其易售"与"名山事业"的价值取向差异。余象斗和金圣叹分别以"营利"和"艺术"为目的的不同文化选择路向最终导致了两者评改文本流传结局的大相径庭。

试探余象斗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特色

余象斗是晚明著名商业出版商,擅长通俗小说的创作、编辑与评点,也通晓医学,热衷于编刻包括医书和日用类书在内的民间日常参考书籍。文章基于对余象斗医学传播相关出版活动的梳理,探讨其传播医学文化的模式与效应,着重指出其善于把握明末医学通俗化的文化动向,重视副文本的设计与运用,为医药文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指出,存在随意改刊、弄虚作假及校勘不精等明代商业出版商共有的缺陷。

精卫故事演变探因——以明代《列国前编十二朝》为中心

精卫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英雄神话,但随着时代发展,到明代的《列国前编十二朝》里演变成求仙路上因难舍儿女之情遭遇海难、坚守婚约,反抗龙王而化鸟的故事。编者如此改编,原因一是明代求仙问道的社会风气,二是明代的忠贞烈妇思想,三是体现出以盈利为目的的小说创作特点,四是因为以余氏为代表的建阳书坊主坚持不涉艳情的刊刻底线。

明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小说刊本研究评述

余象斗是明末建阳最富盛名的书坊主,其刻书之多,持续之久,流传之广,堪称明代书坊主之冠,其通俗小说的刊刻更是功绩突出,推动了明末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以来关于余象斗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多。余象斗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坊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余象斗所刊刻的小说刊本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建阳刊小说的评点形态与编辑活动

宋至明清,福建建阳刊刻了大量的通俗小说,深刻地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建阳作为通俗刻书中心,以通俗化、商业化为目的的坊刻特色也深刻影响到小说的评点形态。评点本作为通俗小说刊刻形态之一,与建阳书坊主的编辑理念、小说文体的发展轨迹、书坊主的理论实践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