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论战中的师爷气与“流氓鬼”——以女师大风潮中的周作人为例

在现代中国,强称对方意在取媚强权,屡成攻伐之具。论战文章之意态,与其所出情境密不可分。本文以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为论述中心,又借助周氏自剖之辞与文明批判眼光,论析师爷气、"流氓鬼"在现代文人身上的表现方式。

林语堂与尼采

林语堂接受过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尼采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尼采"骂德人"的启发,创作《萨天师语录》,痛斥中国传统文明的弊端与国民劣根性;二是融入尼采"愉快哲学"的因子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学。但林语堂对尼采思想有所疏离,则又彰显出中国思想与文化传统对他的规约。

略论北朝环境对庾信后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北朝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庾信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能够自觉运用前期的创作技巧表现其复杂的生命体验,并以融合南北文风的创作实践完成了诗歌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的完美结合,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和影响。

素数的规律

长期以来,数学家都知道素数的分布是非常复杂的,正如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数学家欧拉坦言,他之所以未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因为素数没有规律.本人在1993年公布的"余新河数学题"和199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文库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新尝试的基础上提出素数的规律.

庾信集版本考订

庾信的诗文集在其当世就已结集成册,历代目录学也多有记载,但都已佚。现存庾信集都是明清学者重新刊刻流传下来的,而它们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文章旨在理清现存各版本的源流关系,以期对庾信集的流传过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观点现代学人多有论述。但人们对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少予以关注。《世说新语》记载了女性大量的逸闻趣事,一改此前史书等对女性惜墨如金的状况,表现了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以及当时文学作品中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

《语丝》与20世纪20年代轻松化写作

严肃与轻松作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受到学界不应有的忽视。在中国现代严肃文学主流压倒一切的强大声势中,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轻松化思潮具有别样的美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语丝》作为现代轻松化思潮的源头,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都有其确切的表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给《语丝》一种全新的评价,也有利于现代轻松化写作的正确解读。

《洗心诗轴·尘垢辞虞夏》辨伪

《洗心诗轴·尘垢辞虞夏》有的字书写既不合草法,也与黄道周的书写习惯相悖。其行款,字距、行距相差无几,显得壅塞紧束,署款与正文也不协调,导致整件作品布白的不和谐。笔画轻浮,笔毫只是在纸面上滑行,尤其是一些长线条,基本上疲软乏力,全无劲健之质,许多方折和圆转的线条书写时,看似熟练流畅,实则生硬而拖沓,习气严重,笔法单一,每个字的向右上取势也少变化,且字与字间缺乏自然的过渡连贯。行气和线条的审美表现水准,与黄道周的作品相去甚远,整件作品似集字堆砌而成。王懿荣藏印十分模糊,不足为据;对章也是仿刻的。

南北文风融合辨——兼及“南北文风”的中古文学史考察

"南北文风融合说"经初唐史学家提出后遂沿用至今,成为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但这一传统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北朝文学一直模拟和学习南朝文学,二者之间无本质差异,北朝文学实际上并未形成与南朝文学并峙的所谓"北方文风",习惯上用以指代"北方文风"的"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乃"汉魏风骨"的内核。初唐史学家所提出的"南北文风融合说"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审美主张,由于忽视了其时文学的实际状况,而将北朝文风与"北方文风"等同起来,陷入了理论困境而缺乏具体的实现路径。至于被誉为"穷南北之胜"的庾信后期文风转变主要是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发生改变所致,也是其取法汉魏文学传统的结果,并非北朝文风与南朝文风的融合。

论清初贰臣诗人诗歌中的“庾信意象”

庾信是南北朝的著名诗人,他的特殊身世际遇使其人其诗在清初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清初的贰臣诗人,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多次出现"庾信意象",这是由于他们与庾信有着共同的身世出处。贰臣诗人作品中的"庾信意象",表明了在清初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一部分士人的思想与感情,对清初的诗歌也具有一定认识作用。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卢汀是韩愈的外兄吗——《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献疑一则

南宋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断定卢汀是韩愈的外兄。这一说法史书不载,也不见于其他韩集传本。全面考察唐人与卢汀的交游诗,可知文谠对卢汀的描述颇多错漏。卢汀崇尚怪奇,其诗文在唐代已有不传之虞,文谠的断语并无直接的史料来源,可能是因为韩愈诗称卢汀为"吾兄",对卢汀的拜访,韩愈又用了"省"字。然而,韩愈诗文中的"吾兄"大都是对友人的尊称;"省"也可用于省师、省友。故而所谓卢汀为韩愈外兄的说法,不足为据。

严羽“陈简斋体”内涵考辨

严羽所说"陈简斋体"指的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内容、语言、体裁、审美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整体风貌。陈与义南渡后的诗语言自然疏淡、简洁工切,在意象营造审美风格等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独特的个性;取材和内容也大大突破了北宋末年主要吟咏个人失落情怀的狭小范围,山水与现实政治题材的诗作成为他此时诗歌创作的两大亮点;审美上形成了以雄浑悲壮为主导的多元化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最高成就,这就是简斋体的基本特征。

《之江新语》中的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

作为执政思想的一部分,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和习近平同志个人的成长经历密不可 分,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之江新语》中体现出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参 与新闻实践所形成的,也是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从形成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一脉 相承、承上启下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以社会发 展和媒介变革为背景,产生了新的内容.

从赋法、议论、选材、用韵看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诗歌在选材上扩大了搜求领域,以“不诗为诗”;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散文的清新笔调,并以充沛之才气、不世出之笔力为之,使其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表现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有: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选材奇杰,用韵独特,诗文互释等诸多方面。

《玉台新咏》未收徐摛诗拟测——兼论《玉台新咏》的成书和编辑问题

中大通四年至中大通六年之间以萧纲为中心的一次或几次宴游唱和的作品是《玉台新咏》编纂的开始,此时徐陵任职为东宫抄撰学士。徐摛当时在新安太守任上,没有参加唱和,因此也就没有作品编入《玉台新咏》。此书七、八两卷的作品当不是梁代宫体诗的选集,而是萧纲某次或某几次唱和的结集。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研究--以《韩客笔语》为中心

1607年至1811年间被派遣赴日的十二次朝鲜通信使是近世日朝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记录。而日本文人识士与朝鲜通信使间的接触和交流也是"锁国时代"下日本对外文化交流史上无比华丽的篇章。笔谈唱和作为日朝文人交流的重要形式,留下的众多记录和资料也越来越受学界重视。林罗山作为在"文禄庆长之役"后重建的日朝外交关系中担任通信使接待的幕府代表之一,与其中六次通信使都有接触,《林罗山文集》中记载的《韩客笔语》是研究林罗山与通信使交流的重要史料,在面对面直接的对话中更能体现双方观点和相互认知的不同。

《世说新语》“微写作”特质探究

伴随自媒体的兴盛,微写作成为当下最受喜爱、也是受众最广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微写作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又使其饱受诟病。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产生于南朝宋代的《世说新语》与当代微写作具有颇多共性,秉承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理念,向经典借力,探究《世说新语》中的微写作特质,进而为启发当下微写作,提升当代人的微写作技巧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