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暄闲语》看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池州市东至县周氏家族百年来人才辈出,家族鼎盛,在这辉煌的背后,先祖周馥功莫大焉。周馥为晚清一代名臣,政绩突出,能诗文,撰有家训著作《负暄闲语》一书,影响尤为深远。对周馥家训《负暄闲语》中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方面的礼学思想进行分析,并讨论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有助于坚定文化信仰和传承,对于现代家风建设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寻找最初的礼——对礼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礼起源于对战胜之神玉琮的崇拜,礼生成于战斗之舞旄舞的仪式规则,礼奠基于两性与婚姻生活的禁忌,礼最终完善于宗法贵族式的政权模式。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论豫南皖西杠天神仪式展演的空间基础——以河南省新蔡县余围子乡吕胡刘村吕庄的杠天神仪式为例

豫南皖西杠天神仪式是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民间信仰活动。近些年来,随着杠天神仪式的复苏,直接影响到豫南皖西农村组织结构和信仰结构的回归。文章以河南省新蔡县余围子乡吕胡刘村吕庄的杠天神仪式为案例,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演仪空间三个方面来探讨以传统农耕文化为核心姓氏村落,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主导下,构成家族式的社会结构群体,因而实现了信仰家族化的社会理解。

祭神之舞法 场域之法器——荆山《扛神》的舞蹈与道具特征之探

《扛神》起源于先秦时期荆楚腹地的驱鬼逐疫仪式,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巫文化现象。它是一种融歌、舞、乐为一体,以多种道具为法器、带有宗教色彩巫术表演的民俗祭神仪式。在仪式场域的结构中,舞蹈是祭神最为活跃的因子,道具则视为通神最灵验的"法器"。文章从实地调查所采集的历史文献与口述资料入手,对《扛神》的舞法与法器中所隐蔽着的令人莫解的文化符号、形态特征作一初步梳理与描述,其意义在于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可参性的资料,并从中捕捉一些历史久远的信息。

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棜”及“酒以成礼”

西周时的"棜"、"禁"都用于承放酒器,"棜"无足,"禁"有足,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禁"称为"棜"更恰当。"棜"是商末周初出现的新器物,造型反映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可能与祭祀有关。西周时期主要是将所有的饮酒行为纳入到礼乐制度中,"棜"等的出现体现了西周以礼规范饮酒,节制饮酒,而不是简单地禁酒。"酒以成礼"是说饮酒是礼节仪式不可或缺的内容,守礼可节制饮酒;在礼仪场合就是饮酒过量,只要行为不失礼就不为过。"棜"的出现还反映了周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小议董仲舒“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曾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立法指导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法、礼法融合的目的。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分析,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今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借鉴。

简论俞正燮的伦常观

俞正燮作为嘉道时期著名考据学者,在对社会伦常问题展开探讨时,继承发扬戴震所开创的皖派考据学治学范式,力图通过考字词以求道,同时结合清中期礼学研究的热潮,从礼制、礼意、礼器等多方面展开考察,重省社会中君臣、父子、师生等人伦关系。分析俞正燮的伦常观,可以发现他通过对考据内容的选择、考据再诠释等方式,延续早期启蒙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部分继承他们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这也再次证明晚明以降所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发展至19世纪初期并未消亡,而是在历史的洄流中曲折前进。

从“好聚鹬冠”看《左传》的历史叙事特点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郑文公之子子臧因“好聚鹬冠”而得罪郑文公,进而被其父杀害的历史事件。“好聚鹬冠”为何会导致子臧被杀,自刘向、郑玄以来的传统礼制说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之服,故子臧是因违背礼制而被杀。至唐颜师古始有不同观点。颜氏将“好聚鹬冠”解释为“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从而将子臧被杀的原因定为谋逆。对“好聚鹬冠”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对子臧被杀事件的不同历史解读。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却都承认或者说默认了《左传》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即“好聚鹬冠”是子臧被杀的原因所在。通过对《左传》中相关历史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到《左传》的历史叙事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并具有鲜明的“尚礼”的特点。子臧因服饰不合礼制而被杀,应当被看作是《左传》作者研究历史的成果,而非客观历史本身。结合当时郑文公对群公子杀、逐的大背景来看,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当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郑文公杀子臧的借口而已。

论庾信礼学观

庾信的作品可谓篇篇有"礼"。从具体的作品考察可知,庾信知耻铭辱的礼学观念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传统、个人学养以及上层统治者对"礼"教化功能的重视都是紧密相连的。庾信怀国以礼、弘扬至孝及事君以礼等观念对后世所起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曾点之志”与孔子的天命观

《论语·侍坐章》对于研究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历代学者对此争论不断。其中,"曾点之志"作为本章的核心,往往在诠释和解读中被作简单化处理,以至该章甚至被怀疑为道家学者伪托。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后世解读中的"志在舞雩"说更接近曾点的原意,孔子对曾点的肯定在于曾点挖掘出了礼的深刻内涵,体认到了"天命"所在,并与孔子"君子儒"的人格产生了共鸣。

东汉摩崖石刻《张汜雨雪辞》冬季祈雨考辨

先秦两汉时期,祈雨时令以夏季为主,但若遇旱情,春、秋、冬时节也可祈雨,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冬季祈雨有两例。先秦两汉冬季祈雨与中国北方冬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大及冬小麦的冬季用水需求密切相关。永初七年夏秋时节,因旱、蝗灾害,粮食秋收深受影响,此年冬小麦的种植具有续种备荒的特殊意义。永初七年冬吴房县再次发生冬旱。从《张汜雨雪辞》的祈雨时令来看,此年由于闰月,冬季已过去三个多月,但仍无降水或降水很少,严重影响了冬小麦的来年收成。若续种备荒的冬小麦再次受灾,来年大规模的饥荒将难以避免,这直接促成了吴房县地方官员的祈雨之举。在迫在眉睫的饥荒威胁下,《张汜雨雪辞》不再仅是虚辞歌颂,而是与农耕社会血脉相连,具备了更深层的现实意蕴。

“礼后乎?”新论

《论语·八佾》中子夏与孔子关于礼后乎?"的问答建立在哲学与艺术的天职即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基础上,涉及的是艺术与哲学的本质:在时间中把握人的精神生活.仁是人格精神的挺立,礼是质文嬗递、相与求德"的行为过程,故礼后仁先.

先圣·先师·虞宾:唐代诏敕文中的孔子形象

孔子的形象在唐王朝前后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唐前期,孔子多以“先师文圣”的形象出现在各类诏敕中,皇帝亦通过崇奉孔子达到尊儒崇教、推行教化之目的,特别是玄宗册封孔子为文宣王,将其抬升到儒家至尊的地位,并在画像上为其披上了象征皇帝的衮冕之服,使得孔子成为儒家道统的象征,与老子并为三教教首之一。到了唐后期,孔子则多以“虞宾”的形象出现于各种诏敕中,这与动荡的时局密不可分,皇帝为了稳固人心、维护统治,不得不扩大优待的范围,于是具有崇高威望的孔子便进入了视野,褒奖孔子之后,将其与二王三恪并列,这不仅是对汉代将孔子视作“殷商之后”、列为二王三恪的承认,更是希冀借助圣人之后的名望,向天下表明正统所在,维护自身的统治。

茶饮有道的历史进程

本文首先探讨饮茶起源,结合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指出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已经开始喝茶。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之后,饮茶出现茶仪规矩以及茶道意识,为社会上层精英提供了审美与文化修养的途径。唐代饮茶的主流方式是制团研末,烹煎成沫饽;宋代则讲究点茶与斗茶,击拂拉花,享受视觉美感;明清时期,以芽叶冲泡为主,清代以后闽赣皖山区出现茶业发酵工艺。茶器的使用,也因茶饮方式而改变,由唐代崇尚越窑青瓷,到宋代讲求建窑黑瓷,至明清珍爱白瓷与青花,并对紫砂茶器特别瞩目。

霸伯盂铭文考释

近年来,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大批有铭青铜器。其中M1017所出一件霸伯盂,器铭所记关乎古代宾礼制度,内容可与《仪礼·聘礼》、《礼记·聘义》、《周礼·秋官·大行人》及《小行人》等所载之相关文字互相发明,由此可窥见西周时期较为完整的聘仪,对于西周时期礼制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是近年来商周青铜器铭文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本文对该篇铭文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对铭文内涵进行了初步解读;还结合该墓所出其他青铜器及铭文等有关资料,对该墓墓主和年代作出了简要的论述。

仪式、原型与曹禺早期剧作的主题呈现

曹禺的早期剧作是中国话剧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经典作品,这与其作品的主题及呈现主题的方式密切相关。在戏剧创作中,曹禺借用复调音乐、宗教仪式在无形中强化了作者的悲悯之心和救赎之意;同时,曹禺在剧作中反复再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礼仪,以此来表现传统伦理对现代人的规训作用。这些独特的艺术手段,在增强曹禺早期剧作的内在张力的同时,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意蕴。

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

本文论述了北齐徐显秀墓和娄墓中的“灯”本是拜火祭坛,鸡首壶、尊、瓶等器则是礼器。隋虞弘墓中的石“灯”也应是火坛。由此说明祆教信众沿袭中国古来以礼器随葬的传统,将火坛及其礼器放入墓室作为祆教葬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