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法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至各个国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在法国颇具盛名。借用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以及冈瑟·克雷斯和范·鲁文的视觉语法理论,本文从文本、图像、出版社书籍官网三个层面分析余华作品法译本中的副文本要素,探析副文本在作品域外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一方面从法译本入手,丰富并拓展余华作品的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参考与借鉴;另一方面提出副文本中的网络要素,并从视觉语法理论入手分析图像副文本,为翻译研究与副文本研究提供新思路。

余华《文城》的文学地理空间叙事

《文城》的多种叙事在完成整体故事内容讲述任务的同时构建了特殊的文学地理空间,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提供了文学地理空间叙事的范例。从气候叙事、虚实叙事、空间叙事三个角度探讨《文城》的文学地理空间叙事,能够看到其特殊的叙事方式不仅为作品具有创新性的整体结构设计创造了便利,也对冷峻的叙事与温情的人生体验相融合的表达效果发挥了积极作用,让该作成为余华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转型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其中,气候叙事对作品时间结构的标记、虚实叙事对小说审美效果的实现、空间叙事对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感性观照”的价值等,值得当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们予以关注。

余华作品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及其原因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成效显著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日本深受好评。从余华作品的文学价值、日本社会接受的“土壤条件”、以及传播媒介三个维度,探讨余华作品在日本成功传播的因素。基于余华作品在日本传播的整体态势,提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应采取的策略,旨在为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论《在细雨中呼喊》的“异化”书写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90年代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亦是余华童年书写的代表之作。这部小说沿袭了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反叛”,为读者呈现了极具非理性色彩的童年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通过对人物、情节和环境多重“异化”,将真实的童年幻化成虚构的回忆性空间,逐一剖析着孩童眼中阴森肮脏的世界,揭示着人性和世界的丑恶。从“异化”角度切入,不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先锋文学的非理性色彩,还可洞悉到异化书写背后蕴藏的独特经历和时代印记。

论《天雨花》中的左氏父女——兼论作者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意识

左维明与左仪贞是清代弹词名著《天雨花》中的一对父女。从人物设置的角度来看,两人分别居于作品中男性与女性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左维明精心培育了女儿左仪贞,父女之间存在引领与继承的关系,父女均具英雄气概。另一方面,父亲的专制也遭遇了女儿的反抗,父女之间又呈现出威权家长与叛逆女儿的关系。作者展示了冲突背后的情理立场,而非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这种别具一格的父女书写不仅显示了作者高超的人物塑造技巧,也为探究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女性意识提供了可能。

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文学作品的作者序言为探索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独特的阐释空间。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对之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如何认识其中的限制性,从小说译本及其面向新读者群提供的新序言出发进行探究,不啻为另一有价值的视角。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争论主要围绕接受和传播问题展开,相较于注目小说作者或文本生产过程,现在的讨论偏向关注读者和阅读语境。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形象的变化,探讨作者如何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经历重构的全球场域中自觉地尝试定位自身,如何有意地进行自我人格形象的建构以面对新定义的世界读者群。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三位作家鲁迅、巴金和余华为自己小说译本所做的序言不少,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全球文学读者群与全球文学市场观念的形成,并在这样的互动和文化协商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分析他们撰写的作者序言,可以探寻贯穿20世纪的作者形象塑造上的变化。

结构的滑黠——对《文城》“补”的解读

《文城》出版后,其正文与补的形式创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读者依托小说内容简单地将“补”视为小说正文的补充,实际上《文城》的结构体现了余华的匠心独运,“补”更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扩充了小说的叙述容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补”的叙述陷阱将人们的视点集中在对事件的还原,而忽略了作者在形式上狡黠的布置。运用对位法去解读“补”的内容,破解“补”的结构陷阱,可以从情节、人物及结构多重维度探讨余华形式探索的有效性及审美价值。

文学与音乐的通感——论余华中短篇小说的音乐性

众所周知,余华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凭借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察觉到了音乐与文字的共鸣,并在随笔提及了音乐对其创作的影响。正是由于余华汲取了充足的音乐养分,使得其小说创作具备了丰富的音乐性。不论是对音乐元素的合理植入、对音乐技巧的化用,抑或是情感体验的深层内化,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丰富了小说的表达手段,增强了小说美感。挖掘叙述中潜藏的音乐性,不仅可以获取阅读趣味性,也为进一步解读余华拓展了路径。

针灸联合疏肝化瘀方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在慢性乙型重型肝炎(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CSHB)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100例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西医组、针刺组、中药组和联合组,每组25例。西医组予以常规西医治疗,于此基础上,针刺组予以针刺治疗,中药组予以疏肝化瘀方,联合组予以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治疗。观察4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比较4组治疗前、治疗1个月后、治疗6个月后中医症候积分、肝功能指标[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及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和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和CD^(4+)/CD^(8﹢))。结果联合组、中药组及针刺组总有效率均高于西医组(P<0.05);治疗1个月、6个月后,联合组、中药组及针刺组中医证候主症、次症积分及总积分低于西医组(P<0.05);治疗1个月、6个月后联合组ALT、AST、GGT水平及CD^(8﹢)低于中药组、针刺组和西医组,CD^(4+)及CD^(4+)/CD^(8﹢)高于中药组、针刺组、西医组(P<0.05);4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针刺联合疏肝化瘀方联合治疗CSHB可提高疗效,改善免疫功能与肝功能,缓解患者症状,且具有较高安全性。

文学图像视域下余华作品海外版本封面设计研究

以文艺学和传播学联动的“文学图像”视角,从构思、色彩、设计语言等方面探究余华作品海外版本封面设计特点及其内涵,解析“读图时代”下图像的价值及意义,探究文学作品封面图像背后的符号隐喻和文化内涵。

疼痛记忆的经验书写与活着式的生存哲学——余华小说的主题研究

对恐惧情绪的深描和暴力场景的渲染是余华小说一贯的创作主题,作为一种情绪表达,恐惧是人类面对未知情况和臆想危险情景在短时间内产生的不安紧张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反应,作家的暴力书写延续了先锋文学中作家自由反叛的主体精神,通过虚伪的形式挖掘被压抑的生命形态。社会伦理的缺失和道德尊严的沦丧所构筑的荒诞世界是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中反复呈现的图景。而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转变叙事策略,整体化呈现小人物的命运走向表达出某种共有的集体记忆和生存方式。对个体疼痛和集体记忆的反复描写,其目的是借此补偿作家往昔的苦难记忆和情感空缺。以《活着》为代表集中体现余华的苦难叙事哲学,活着式的文学书写集中体现作家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余华《文城》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不仅体现在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与展示上,更体现在其对叙事题材、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的别样探索。文章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话语四个角度对余华新作《文城》进行解读,剖析作品叙事之道,为小说文本解读提供新的思路。

多重主题的乏力拓展——余华《文城》的丰富与单薄

通过对余华《文城》多重主题的阐释与研究,分析了小说苦难、情爱、仁义等主题书写及其不足,认为多重主题书写使小说呈现出丰富与单薄的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余华的表意焦虑与创作困境,也可以窥视出当下文坛的症候性问题。

多维度解读《文城》:兼论余华的创作特质

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各时期创作的风格和特色,既有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性质,又有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写作的传统特质。通过梳理余华的创作历程,深入分析小说的创作主题、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设计,可观照余华的创作特质及其写作范式的变化。在《文城》中,余华创设了时空交汇、以偏补正的写作手法,塑造了众多在现实生活中和时代历史下挣扎生存的人物形象,由此展现出余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关怀。

德国报纸文学副刊对余华作品的评介

报刊媒体在媒体变革浪潮中遭受了冲击,却依然在传播价值、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优质文化信息的发布者,更是文学的“风向标”,在培育读者忠诚度、推动知识启蒙方面的作用重大。因此,文学副刊是中国文学驶向世界的重要渠道,为它在海外提供了一种映射与平台,亦构成了研究它在海外传播的价值资源。对文学副刊这一新材料的智慧挖掘有助于从新的视角了解海外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时的兴趣与偏好,能够使中国文学在传播上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最终实现更有效的传播。

从“自焚”到“自救”:《文城》的版图拓展与想象建构

《文城》中具有线索意味的远行近似于一种具有悲情色彩的世俗朝圣,三个不同朝圣主体因始发动力的错位而导致命运脉络的错过。以海盐为核心的浙东回忆作为被余华内化的心理地标,通过沉入历史地表的方式再次复现,生发出异变新质,并因此导致文本空间上南北格局的重心失衡。官方话语失效后,由乡村社群情感维系的溪镇具有了民间共同体性质,在此,余华试图通过对中国家庭神话与乡土伦理规范的重申,提出某种位于既有创作版图之外的建构性文化想象,然而这种乡土想象在民众惰性与现代化等因素解构下,其有效性值得质疑。

余华《文城》:寻虚构之城,爱具体的人

余华新作《文城》讲述了林祥福寻找文城而不得的故事,“寻城”的情节建构最终指向的是对“具体的人”的思索。小说以“补”的叙事方式弥合了正篇中悬而未解的道德难题,通过描写个体在动荡历史境遇中的挣扎,跳出了“传奇”的藩篱——“传奇”只是余华书写人物命运的“术”,个体在动荡境遇中展现出的人性力量才是其背后的“道”。余华对“人”的又一次拷问是其创作成熟后的再尝试,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与精神归旨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张力。

论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

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叙事艺术已相当成熟。小说通过多重叙述视角、嵌套拼贴的叙述结构与散点叙事策略,呈现开放多元的叙事主题,对文学形式与真实性、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形式,以及生发更多文本形态的可能性途径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探索既是时代背景下文艺审美理想更新的产物,也与文学内部的自律性运动及余华对文学真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相关。

荒诞世界中的悲剧人生——存在主义视域下的《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卖血记》摒弃了宏大的启蒙叙事,将笔触直指世俗生活中的个体,以冷峻的笔法写出了平凡人面对荒诞世界的生存态度。作品对荒诞境遇的深度剖析、对民间现实图景的去蔽和对苦难中生命意识的表达都展现了存在主义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作品在对存在主义的挖掘中唤醒了民族苦难记忆,唱响了民间生命之歌。

《河边的错误》非线性叙事研究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中篇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非线性叙事手法,为读者打造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悬疑故事。非线性叙事,作为后现代小说中主要的叙事手法之一,在处理和呈现时空顺序时,通过非等时和点射的叙事技巧,展现了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复调式的叙述结构强调了多元独立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体现了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而开放式结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则将故事的发展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解读。通过深入分析这部小说的非线性叙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美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