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与柳馨远的政治革新思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与同时代朝鲜思想家柳馨远在政治革新思想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这是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深入论及之处。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国度,但重塑政府组织结构却是二人政治革新的共同选择;在重塑过程中,都更加注重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实权”;为了让政府组织更高效地运行,二人都选择了“省官”这一办法;二人对于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把“实功”作为最核心的指标。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相似之处与二人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现实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民本思想有关;相似的社会现实是外因,儒家民本思想是内因。对其二人的政治革新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唐甄与柳馨远的思想提供一定的启发。

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下瘀血汤对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机制

目的探讨下瘀血汤调控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含pyrin结构域蛋白6(NLRP6)抑制高脂饮食(HFD)诱导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作用机制。方法15只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低脂饮食(LFD)组、HFD组和下瘀血汤-HFD(XYXD)组,每组各5只。测量肝功能指标ALT和AST、血脂代谢指标TG、TC水平;肝组织经过HE染色、油红O染色,观察小鼠组织形态、脂滴沉积;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肝组织中炎症因子TNF-α、IL-1β、IL-6及NLRP6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NLRP6、NF-κB和NF-κB p65蛋白水平;免疫组化检测NLRP6和CD68表达。棕榈酸(PA)、脂多糖(LPS)和下瘀血汤含药血清处理鼠Raw264.7细胞,检测炎症情况。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与LFD组比较,HFD组血清ALT、AST和TC、TG水平显著升高(P值均<0.05)。肝组织病理学显示,HFD组肝脂肪变性明显,NAS评分显著升高(P<0.05);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IL-1β、IL-18等炎症相关因子显著升高,NLRP6表达显著下调(P值均<0.05)。免疫组化显示NLRP6表达与巨噬细胞标志物CD68重合。Western Blot显示,NLRP6表达下调后,磷酸化的NF-κB p65(p-NF-κB p65)显著上调(P<0.05)。与HFD组相比,下瘀血汤可有效改善HFD小鼠的肝脏炎症,上调NLRP6的表达,下调p-NF-κB p65(P<0.05)。PA处理Raw264.7细胞后下调NLRP6,促进炎症进展(P<0.05);下瘀血汤处理可上调NLRP6,抑制炎症和NF-κB(P<0.05)。结论下瘀血汤可显著改善HFD诱导NAFLD小鼠模型的肝脂肪变性和炎症,调控NLRP6/NF-κB减轻巨噬细胞活化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

血府逐瘀汤合悬饮汤加减治疗结核性胸膜炎胸膜增厚的疗效

目的观察血府逐瘀汤合悬饮汤加减对结核性胸膜炎(TP)患者胸膜增厚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3年1月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人民医院收治的93例TP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中西医组(47例)和对照组(46例),对照组接受抗结核短程化疗方案(2HRZE/4HR)治疗,中西医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血府逐瘀汤合悬饮汤加减治疗,疗程2个月。比较2组中医证候积分、引流量、胸腔积液吸收时间、胸膜厚度、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评估2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治疗后2组的中医主证、次证及总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且中西医组低于对照组(t=2.745,P=0.007;t=4.667,P<0.01;t=4.776,P<0.01)。与对照组比较,中西医组胸腔引流量减少(t=11.790,P<0.01),胸腔积液吸收时间缩短(t=2.152,P=0.034)。与治疗前相比,中西医组和对照组胸膜厚度较治疗1个月(t=5.426、9.504,P均<0.01)、治疗2个月(t=3.090,P=0.003;t=7.679,P<0.01)增厚,中西医组和对照组治疗2个月的胸膜厚度较治疗1个月变薄(t=2.480,P=0.015;t=2.260,P=0.026);治疗1、2个月,中西医组胸膜厚度较对照组变薄(t=4.904、5.607,均P<0.01)。治疗后2组的血清γ干扰素(INF-γ)、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较治疗前均降低,且中西医组低于对照组(t=12.740、5.251,均P<0.01)。中西医组总有效率为93.6%,较对照组的78.3%高(χ^(2)=4.559,P=0.033)。中西医组、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25.5%、21.7%,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85,P=0.667)。结论血府逐瘀汤合悬饮汤加减联合抗结核短程化疗方案治疗TP,能有效预防胸膜增厚,促进胸腔积液吸收、抑制炎症反应,且安全性高。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从英雄豪杰到才子佳人——论唐诗中的周瑜形象

“周瑜”是唐诗中咏史怀古类作品里常见的意象。唐诗中的周瑜书写承继魏晋南北朝,又启发了宋代以降的周喻形象建构。总体来说,唐前期诗词中的周瑜形象以谋臣能士、英雄豪杰为主;唐中后期诗词中的周瑜形象以雅量高致、才子佳人为主,更创造性地把周郎小乔联系起来作为典型。周瑜的形象被从政治话语中解构出来,转而近乎于名士做派。唐诗中周瑜形象的变化,固然有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写的延续性,但更反映了唐后期士风松弛,狎妓之风盛行的历史现实。唐人的周瑜诗词为认识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视路径。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豫诚堂家训》的心学解读

朱柏庐是一位理学家,其《朱柏庐治家格言》主要在于言“礼”,而刘止唐的《豫诚堂家训》则重点在于言“心”,因为刘氏是阳明后学的馀绪。他以《中庸》为依据,提出了“天”“孝”“诚”“恕”的家训,借助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其子子孙孙言明了进德修业、讲信和睦的行为标准。由于刘止唐在《下学梯航》中抄录了《朱柏庐治家格言》,所以,《豫诚堂家训》可以视为是接着朱柏庐的格言继续往前说。《豫诚堂家训》的整体结构有一个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下学上达的过程。这种结构或思维定式贯穿于它的始终。但是,与晚明学者空谈性情不同的是,它自始至终都落脚在人生进德修业、致良知的各个过程和各个侧面之中。它有三个重要的理念面向:忠恕之道、以诚待人以及注重人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这虽然是一篇意在培育当时社会精英的家训,但是它所体现的人才观念又不仅在于一家之得失,而在于倡导以兼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儒家观念。

血府逐瘀汤加减结合理筋手法对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及活动障碍患者的影响

目的:观察血府逐瘀汤加减结合理筋手法对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及活动障碍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2023年2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医科收治的乳腺癌术后出现上肢水肿及活动障碍女性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各60例。两组患者均进行功能锻炼,对照组行理筋手法,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比较两组上肢水肿程度及上肢功能、生活质量、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肢周径差值、上肢功能评定表评分均下降,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定量表上肢评分和整体生活质量评分均上升,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整体生活质量评分均升高,疼痛与睡眠障碍评分均下降,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结论:血府逐瘀汤加减结合理筋手法可有效改善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水肿和活动障碍,提高其生活质量,临床疗效较好。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论唐代对项羽形象的接受——以咏史诗为例

唐代是项羽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诗人对项羽形象的接受又是项羽接受史中的重要内容,其接受多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唐代诗人笔下的项羽形象鲜明而多变,他时而为西楚霸王,时而为落魄之徒,时而为柔情男儿。唐代诗人不仅以诗歌叙述项羽的相关事迹,还在此基础上大发议论,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出一批以项羽为主题的咏史诗,数量可观。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咏史诗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明显呈现出诗体创新、包容的态度和偏重宏观叙述等特点。以咏史诗为切入点考察项羽形象在唐代的接受,既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能够体现唐代在项羽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针药并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瘀证的疗效观察及对皮损程度及Nesfatin-1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针药并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瘀证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皮损程度和摄食抑制因子-1(nesfatin-1)水平的影响。方法将80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随机分成中药组和针药组,每组40例。中药组采用活血化瘀汤治疗,针药组在中药组治疗基础上联合火针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观察两组治疗前、治疗4周后和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银屑病皮损面积及严重度指数(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PASI)评分以及血清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和Nesfatin-1水平的变化。结果针药组总有效率为92.5%,明显高于中药组的75.0%(P<0.05)。两组中医证候积分和PASI评分均随治疗时间延长而逐渐降低(P<0.05),组间和时点存在交互作用(P<0.05);针药组治疗4周后及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和PASI评分均明显低于中药组(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IFN-γ水平均低于治疗前(P<0.05),血清Nesfatin-1水平均高于治疗前(P<0.05);且针药组上述血清指标均明显优于中药组(P<0.05)。结论火针联合活血化瘀汤治疗血瘀证寻常型银屑病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活血化瘀汤治疗,可改善临床症状和皮损,且可有效调节血清IFN-γ和Nesfatin-1水平。

邓老御膅膏对2型糖尿病大鼠的影响

目的观察邓老御膅膏(玉米须、黄精、茯苓、山药等)对2型糖尿病大鼠的影响。方法将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消渴丸组(阳性对照药,0.78 g·kg^(-1))及邓老御膅膏低、中、高剂量组(5.63、11.25、22.50 g·kg^(-1)),每组12只。采用高脂饮食联合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30 mg·kg^(-1))制备2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灌胃给药,每天1次,连续8周。每周记录各组大鼠24 h平均饮水量;给药第2、4、6、8周检测大鼠空腹血糖(FBG);进行糖耐量(OGTT)试验,测定灌服葡萄糖后0、0.5、1、2 h的血糖值,计算时间-血糖曲线下面积(AUC);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胰岛素(FINS),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与胰岛素敏感性指数(IAI);采用ELISA法测定全血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C肽(C-P)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HO)、甘油三酯(TG)水平;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变化,进行胰腺组织病理学半定量评分。结果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现象,反应迟钝,第1~8周的饮水量均显著升高(P<0.01);给药第2~8周期间的FBG水平显著升高(P<0.01);口服葡萄糖后不同时间点的血糖水平及AUC值显著升高(P<0.01);血液中的HbA1c含量显著升高(P<0.01);各组大鼠的血清FINS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模型组大鼠的HOMA-IR显著升高(P<0.01),IAI显著降低(P<0.01);血清IGF-1水平明显降低(P<0.05),C-P、TCHO、TG水平显著升高(P<0.05,P<0.01);胰岛腺泡形态不规则,体积缩小,腺泡细胞核增多,胰岛数量减少,部分胰岛见少量空泡变和胰腺淋巴细胞局灶性浸润,胰腺组织病理评分显著升高(P<0.01)。与模型组大鼠比较,邓老御膅膏给药组大鼠“三多一少”症状及精神状态得到一定改善,第1~7的周饮水量有不同程度降低(P<0.05,P<0.01);给药第2~8周期间的FBG水平有不同程度降低(P<0.05,P<0.01);口服葡萄糖后不同时间点的血糖水平及AUC值有一定程度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液中的HbA1c含量显著降低(P<0.01);HOMA-IR有一定程度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C-P、TG水平明显降低(P<0.05,P<0.01),IGF-1水平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CHO水平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胰岛腺泡形态不规则情况有所改善,胰岛数量有所增加,胰岛空泡变和淋巴细胞浸润减少,胰腺组织病理评分显著降低(P<0.01)。结论邓老御膅膏对2型糖尿病大鼠具有一定降糖作用,可能与其调节脂质代谢、修复胰岛损伤有关。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陆陇其《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经学思想考述

陆陇其的《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其编纂受明代科举影响,具有科举应考功用。因其主张读书为文的非功利性,所以该书不同于其他功利性的举业用书,具有矫正时弊与借经学维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在经学史中的地位虽不如其他经学书籍,但其以“尊程朱,重义理”为核心,反对明代后期佛道释儒的观点,具有传承儒学义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