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蒙元傅元明墓志考释

傅元明为蒙元前期汉人世侯刘黑马麾下重要将领,其墓志志文所载傅元明及其子侄职官,为探讨蒙元前期“都总管万户府”下职官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志主生平及家族迁徙,也对研究宋金元时期社会变迁具有较大价值。志文撰书者为《类编长安志》作者骆天骧,本文对其在司天台的任职经历及其所书碑石做了补充梳理。

古邢台对刘秉忠设置元大都中心台的影响初探

元大都设置“中心台”于都城四方之中,中心台规划一直以来是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谜题。通过文献解读和空间复原发现,金末元初邢州城中心有古邢台,处于山川测望线交汇点上,邢州城的台—城—山空间关系与元大都相似;元大都规划主持者刘秉忠对邢州有深厚的故乡情结,对邢州的台、城、山及其空间关系有充分的认知。推测元大都中心台设置很可能参考了邢州城的古邢台,实现了古代山川定位技术方法的传承与发展,相关历史遗存是重要的规划遗产。

元大都大明殿外檐斗复原研究

元代时北京老城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其宫城位于大都城之中,是现今中轴线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元大都复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学者们大多以都城布局考证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宫殿建筑本体复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大明殿是元大都宫殿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其斗栱形制与构件细部变化体现着元代建筑的时代特征。尽管大明殿已经毁于明初,文献档案中的记载也并不详细,但是通过大明殿外檐斗栱的复原工作,依旧可以再现元代宫殿建筑斗栱形制,让人们更加了解元代建筑。

探析我国古代开放式都城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以宋元两代都城为例

《考工记·匠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性都城规划理论,其思想内核与礼治和中央集权相统一,也因此在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章选取宋元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座开放式都城,分别分析其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并进行横向对比,旨在证实该规划模式及其思想内涵所具备的优越性,并进一步理解古代开放式都城建设中对于外部条件的处理及权衡。

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元朝大都梅朵热哇今地考

文章依据汉藏文资料,对藏文史书中记载的元朝大都梅朵热哇(me tog ra ba)今地做了考证,认为该地可能是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妙应寺的故“大圣寿万安寺”。它既是帝师们撰写法旨、颁布命令、从事法事活动并最终圆寂之地,也是担任帝师的萨迦派高僧活动的中心,还是总制院所在地。汉文中的“活佛”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而非目前大家熟知的明正德年间。

简析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的形成及特色

新安医学作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在中医学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固本培元是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的重要分支。文章通过对新安医家的相关著作及文献进行检索及研读,对新安医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的渊源与特色进行梳理与总结。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特色主要包括“博采众长,强调培补元气;脾肾同调,重视先后天之本;扶正祛邪,推崇温养气血”等方面,同时众多现代新安医家对此进行临床应用取得满意疗效,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可广泛运用于治未病、养生防病以及治疗众多疑难疾病等多个重要领域。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对丰富中医学理论体系及指导临床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挖掘。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上)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下)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元大都的海子与城市发展

海子是元大都城内的湖泊,为今日北京什刹海在元代的形态。海子东岸是宽阔的南北大道,海子闸与海子桥位于东岸大道的中点。海子闸、海子桥、东岸大道与南岸道路的维护与更新,既是水利营建,也是城市建设。海子拥有优美的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组合,营造出兼具视觉、听觉与嗅觉多种感官交互的城市体验。海子东岸的海子桥与双清亭是欣赏海子景观的绝佳地点,亦是元大都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海子岸还是元大都歌台酒馆的集聚区,可谓纸醉金迷的高档消费场所。此外,海子岸也有普通百姓劳作、娱乐的身影。元大都北段中轴线是依附海子而存在的,海子是北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高分辨率洞穴石笋中稳定同位素应用——北京元大都建立后对森林资源的破坏—δ^(13)C记录

对采自北京西山石花洞内的石笋进行了δ^(18)O,δ^(13)C和Mg/Sr分析,获得分辨率为25a的北京地区3000a以来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信息。以δ^(18)O和D_(Mg/Ca)作为气候变化信息,证实石笋δ^(13)C反映了古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当石笋δ^(13)C值增大时,表示C_3/C_4植物比值降低,气候变干热;当石笋δ^(13)C值减小时,表示C_3/C_4植物比值升高,气候变湿冷。同时,笔者也发现了北京元大都建立以来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在650B P至360B P,从元大都建立到明代晚期北京外城的增筑,北京西山林木被砍伐用于建筑和烧制木炭,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遭受重大改变。C_3/C_4植物的比值大幅度降低,石笋的δ^(13)C值增大3‰。尽管在此之后的气候条件有利于C_3植物的发育,但这一地区的植被没有恢复到受人类破坏前的水平。通过与历史资料对比,证明石笋中的δ^(13)C记录的确能反映C_3/C_4植物比值的分配变化,从而可以间接地反演古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元大都城市中轴线研究--兼论中心台与独树将军的位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保护"传统中轴线",结合申遗工作,加强钟鼓楼、玉河、景山、天桥等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中轴线传统风貌特色。保护传统中轴线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元大都城市中轴线何在?与大内轴线是什么关系?与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是什么关系?研究注意到,元大都设置了"中心台"作为都城规划设计的一个基本控制点,中心台是全城的中心点,位于都城中轴线上,因此可以通过确定中心台的位置来探索城市中轴线。根据文献记载发现中心台位于今鼓楼(元代齐政楼)之东,运用"参望"之法复原刘秉忠基于地理形势确定中心台的过程,限定了中心台的分布区间,并结合实地探勘与古图比对,基本锁定了元大都中心台的具体位置,确定了城市中轴线的方向,揭示了元大都城市中轴线与大内轴线并不重合,因而也不与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重合的真相。对于元大都城市中轴线及中心台的研究,为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及保护传统中轴线和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提供了历史的、科学的基础。

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东段)国际竞赛获奖方案介绍

提出景观设计的根本在于解决问题,强调景观设计过程的一个基本模式: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根据原则设计解决问题的措施。通过分析,认为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需要解决:保护古城、处理护城河、安排内外交通和内部联系、解决公园的安全隐患等4个问题。并提出4条解决原则遗产廊道原则、生态廊道原则、休闲廊道原则和城市界面原则。基于这些原则,采取了14条措施。

元大都宫殿营建及功能略述

早在七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朝代——元朝,而北京出现了一座壮丽的城市——大都城,这里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元朝的灭亡和都城的迁移,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皇城之一的元大都皇城被拆毁了。所幸元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为这座消失的皇城记录了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反映出元大都宫殿营建的过程和宫殿中主要建筑的功能。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元代前中期,大都城市粮食供应稳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14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大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对此,元朝政府采取了"兴京畿水利、行畿内屯田","籴粟催漕、济屯粮不足","资遣流民、汰减冗官"三方面的措施,以缓解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末年的统治危局。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

北京丰台花卉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元时期,元代是其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在国家统一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下,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社会变动与环境变迁,共同促进了北京城南部这一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

“至大新政”与元武宗时期的海运

海运江南粮至大都(今北京),是元朝政府应对南北经济差异,保障京师用粮的重要举措。桑哥秉政时期,曾出现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元武宗即位后,推行“至大新政”,加强海运管理,提高运粮船户待遇,海运数又逐渐攀升,形成了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辽金元政权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个政权在向中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创建城市的高潮。由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同的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或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三者在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构成了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