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元代科举与社会舆论的生成及传播

元代科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元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之中,有关科举生成的社会舆论及其传播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元代科举在长期废置的情况下举行,引起全国社会舆论的活跃和各社会群体的频繁互动。元朝在后至元元年废除科举,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高涨,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下科举发展的艰难历程。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元朝科举试题涉及当时现实问题较多,大部分问题都是当时士人和官场热议的问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们在分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为指导,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写成答卷。一些优秀答卷会在科举考试以后出版的《三场文选》之类的科举参考书中收录,促成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议论,从而形成社会舆论,促成士人参政、议政,引起士人与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金元科举试赋的困境与嬗变

金代试赋困境在于格律严苛,至于模题画影而不成语言、文人竞相蹈袭,与科举选才宗旨相左。金末赵秉文、杨云翼等试图改革衡文标准以正风气,然收效甚微。元初虽无科举,然戊戌选试仍有词赋科,选录官学教授、师范皆须考查辞赋创作,官学儒生月课、课试皆须习赋以备岁贡儒吏。延祐复科,科举试赋变律为古,废除声律之弊而惟古是尚。袁桷以辞赋高古为宗,祝尧以祖骚宗汉为旨,屈骚、汉赋乃赋之典范。试赋衡文标准由声律转向复古,复追汉魏文章,终成元代辞赋体制之嬗变。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金元之际女真文人徒单公履生平与创作考论

金末女真进士徒单公履在卫州讲学十三年,培养了王恽、雷膺等汉族弟子,为金元之际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入朝后仕至翰林侍讲学士,与姚枢、王磐、刘秉忠等人一起为草创之初的朝廷建言献策,涉及朝廷礼仪、重开科举、推荐国子监主持人选、谏止在江南行钞法盐法等事。徒单公履也是金元之际成就最高的女真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金元之际女真文人汉语创作的最高成就。目前可见徒单公履诗一首,文九篇。他与翰林人士王鹗、王磐等人在元初的写作,对元中期典雅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

南宋至元代创立并蓬勃发展的文章学,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冷落。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甚多,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解析文章作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然也有局限。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与实业教育

晚清新政之时,袁世凯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为清末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主张"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领导学部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要求农务局在各地劝办农会,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行农学刊物,翻译农学教科书,举办农产品评审会,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倡导"自谋其生"的教育观,将"实科"、"实学"、"实益"落实在"谋生"理念之上。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试论元代的科举考试及其特点

元代也曾实行过科举考试 ,但时断时续。其形式继承前代 ,又有一些变革。它是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契机。它对促进民族交往与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程朱理学也第一次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了支配地位。

元代广西科举不兴的社会原因探析

元代是广西区域科举考试发展史上的中衰期,科举取额甚为有限,科举及第人数极少,士子仕途艰难。此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广西区域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密切相关。对元代广西科举考试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可以从区域史的角度为我们研讨中国科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试论唐五代科举考试的锁院制度

中晚唐五代礼部贡院锁院制度已初步确立 ,由御史台执行锁院任务 ,在锁院期间主司不得随便出入贡院 ,不得与外界有文字往来。锁院的时间约在元日前后 ,考官出院的时间是在及第人看榜之日。礼部锁院制度的建立 ,应当是受吏部铨选锁院制度的影响。知贡举人选的确定时间一般在开科前一年的下半年 ,最早可到八月份。锁院制度的建立对保证科举制度公平进行 ,防止舞弊意义深远。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

由于理学北传以及元朝政府对书院扶持政策等各种因素的促动,元代河北书院处于上升状态,不仅数量骤增,而且涌现了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书院。此期河北书院不仅传播理学及经史道德,而且也实施科技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由此体现了其与南方书院以程朱理学及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别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