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

社学并非元代首创,监察机构与司农司主要官员在元代社学推广中起了关键作用。社学建置模式与地方儒学渐趋接近,有一套独立于地方儒学的管理系统,一些地方义塾转变为社学。社学的推广促进了乡村童蒙教育的展开,其兴废具有地域性、时段性特征,元前期忽必烈朝与元后期顺帝至正年间社学数量较为可观。

宋金元时期西北的造船业及航运管理

本文对我国西北地区在宋、金、元时期的造船业的发展与兴衰以及航运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肃政廉访司“刷尾”工作流程——元代肃政廉访司文卷照刷制度研究之一

黑水城文献中有10多件元代肃政廉访司的刷尾文书,一类使用过"刷讫"墨印和监察御史朱印,是已经完成照刷任务的刷尾文书;一类未使用过"刷讫"墨印和监察御史朱印,是照刷任务尚未结束的刷尾文书。本文对这些文书的内容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完整的刷尾文书主要由结语、批语和印章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结语至少包括被照刷文卷的立案状态及其数量、被照刷文卷的立案事由、被照刷文卷的行文起止时间、用纸数量和被照刷文卷刷尾结语等四个要素。刷尾文书所反映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是由司吏撰拟"结语",第二步是廉访司的书吏在刷尾文书加盖表明一组工作人员的姓名签章,第三步是书吏在文书尾部加盖"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刷讫"长条墨印,第四步是分司主管官员加盖八思巴文的"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分司"朱文方印。以上认识对于深化元代肃政廉访司制度特别是文卷照刷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

本文根据元代清真寺建立的比较可靠的资料,补充了杨志玖先生《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一文考证所得之外的6个元代回回人的分布地点:怀庆路(今沁阳市)、济南路(今济南市)、益都路(今青州市)、平江路(今苏州市)、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福州路(今福州市)。所考进一步丰富了元代"回回遍天下"的认识。

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

在清诗话中,有着数量惊人的楚辞评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论及清诗话究竟是如何评论楚辞的。清诗话在楚辞文体之归属、楚辞内容之评析、楚辞艺术之探研、楚辞范式之确立、楚辞影响之追踪等方面均有大量可资借鉴的见解。可以说,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论元代的女童教育与女教书

元代汉人、南人的女童教育差别不大,都是以女红为主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外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望族和儒士之家的女童能够依照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的要求,幼时习诗文诵读,七岁始读儒家经典,十岁左右始习女工,十二三岁始习歌舞等艺术。这些女童所读经史以朱子集注勘定的《论语》《孝经》《小学》为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受元代社会世俗化的影响,歌舞书算等技能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与注重女红和辞章为中心的女童技能教育相比,元代女德教育则较为缺乏。受当时浓烈的贞节观念的影响,刘向《列女传》、曹大家《女诫》和《礼记》等颇有影响,但少见有读《女孝经》《女论语》者。许熙载《女教》就是根据当时不重视女教的情况,结合两个女儿的教育,辑定经史中有关女教的文字而成的新女教书,对元末明初的女童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先秦优语与西汉散体赋的渊源

分体研究汉赋的起源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散体赋在它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其他文体的某种因素。经过爬梳、分类研究先秦时期的优语事例,发现它们与散体赋的本质特征存在众多的一致性,从中可以看出先秦优语与散体赋存在着独特的承继关系。在从优语发展到散体赋成熟形式的过程中,屈原之赋是先导之风,而宋玉之赋和荀卿之赋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使我们看到从优语发展到文人之赋的鲜明轨迹。

《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

清代学者顾嗣立所编选的《元诗选》初、二、三、癸集,共收录元代诗人近3000家,诗作约25000首,是元代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是多方面的。现从《元诗选》的《凡例》、元诗文献搜集、诗人小传等为切入点,对《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进行论析。《元诗选》为保存与整理有元一代诗歌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载入中华文化之史册。

开元政治的恤灾观念与关照民生的诗歌意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一改高宗武后时期重视祥瑞的政治风气而对现实的自然灾害极为关心,尤其对频繁发生于京洛山东一带的水旱灾害更为焦虑。受到这种恤灾观念的影响,以裴耀卿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和以高适、杜甫为代表的诗人,结合自己在这一地域中具体的为官经历和生活体验,形成了忧虑灾害、关照民生的意识。与此相应,求雨施惠的政治行为又与“喜雨”的意识相结合,给诗文中的农田风光带来清新质朴的生活气息。

元代史官的“通古今之变”及其价值——以《辽史》和《金史》论赞为主的探讨

元代史官编纂的《辽史》、《金史》、《宋史》虽然是断代史,却也在一些论赞中运用了《史记》开创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可贵的是,他们在三史论赞中所呈现的具体而微的"通古今之变",不仅传承了优秀史学文化,也显示了元代人的一体观念和进步的民族观。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元代邓珍本《金匮要略》262方与640条原文计数考

目的:统计《金匮要略》条文与载方,为《金匮要略》的系统学习与研究提供参考,为中医古籍文献整理提供方法学借鉴。方法:以元代邓珍本《金匮要略》为蓝本,建立原文和方剂数据库,采用可提取电子文本特定内容的正则表达式与描述数据间映射关系的数据字典技术,结合人工校对,对《金匮要略》全篇条文与载方进行统计。结果:全书载方正方182首、附方23首、杂疗方57首,共计262首。条文前22篇计431条、杂疗3篇计209条,共计640条。结论:统计结果与林亿等所云“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之说相合。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遗山词融化唐诗发微

遗山这位金元词大家,其创作的显著特色是对唐诗的融化,具有方法多样、综合运用;驱遣自如、翻新出奇;熔铸点化、自然天成等特点,从而形成遗山词蕴藉风流之姿。遗山词的融化唐诗,对于金、元词人学唐宗唐起了导向作用。

元代的西夏遗民——斡氏家族

成吉思汗对西夏先后六次征战,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焚烧城池,屠杀居民。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依然有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在元代仍有大量的西夏遗民存在,部分遗民还对元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斡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