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哲学思想探析

明代袁黄所著《了凡四训》,是明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相当广泛的一部劝善书。就哲学思想层面而言,《了凡四训》涉及在人性论方面主张推明“义理之身”、在自我修养上提倡“反躬自省”和在知行观方面强调“心为善导”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体现出了融合性、通俗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探讨《了凡四训》的哲学思想,对于深入发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助力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灰度能量属性预测甜点储层分布——以泌阳凹陷栗园地区泌358区块为例

泌358区块位于泌阳凹陷南部陡坡带边界断裂附近的栗园地区,受边界断裂活动影响,该区块为一个鼻状构造,核三段为快速堆积的砂砾岩沉积,储层非均质性强,甜点储层分布范围不清楚。为了提高砂砾岩体的滚动勘探开发效果,从砂砾岩扇体期次划分入手,通过储层地震响应特征分析,基于砂砾岩沉积机理对地震资料进行纹理特性处理,利用灰度能量属性刻画有利相带。结果表明,扇中亚相发育多条近南北向水道,向前推进距离受水道长度控制,甜点储层主要发育于扇中亚相。

论吴绮缘《反聊斋》对《聊斋志异》的戏仿与祛魅

吴绮缘所著《反聊斋》具有独特的思想蕴涵与艺术风格,在近代众多《聊斋志异》仿作中独树一帜。它在文体上突破反“聊斋”常效“阅微体”的传统,赓续了《聊斋志异》文体及其美的创造,对其后“聊斋体”作品尊体与重美产生了关键作用。在思想观念上,《反聊斋》对其戏仿文本《聊斋志异》进行了祛魅:以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张扬以“情”为中心的新型婚恋观,强调男女间平等的知识授受,表示厌弃功名富贵等。这是作者以小说的方式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然而这些观念突破都有明显的思想局限,仍然依违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整体观之,《反聊斋》通过化古生新融入了民初小说界的“兴味化”主潮,为实现中国小说基于本土立场的蜕变做出了贡献。

《法苑珠林校注》匡补

《法苑珠林》,是唐释道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编成的一部佛教类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此书历来未作认真校点整理。2003年底,由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撰作的《法苑珠林校注》得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实为嘉惠学林之盛事。从总体上看,《校注》校勘精当,注释亦要言不烦,是一项质量较高的古籍整理成果。但是由于《法苑珠林》中所收佛教文献来源复杂,时代亦有先后,加之古人编集类书,又有随意更改的通病,故错讹之处不少,要一一厘正,绝非易事。且佛教文献中,不仅多佛教术语、外来译语,又较多当时口语、俗语,若不明于此,断句标点亦易致误。本文就奉读该书过程中发现之20条校点可商之处,略加考辩,敷衍成文．就正于方家。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自传的《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作为一部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袁了凡以他的亲身经历来探讨命运改造问题是一部难得的中国自传文学佳作,在结构上,其第一人称叙事、对话线索和寓言式结构突破了中国传统传记文写作的一些束缚;在内容上,出现了忏悔改过、哲学思辨和神人感应等因素。这使得它可以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参与古今中西对话。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

简论袁黄《了凡四训》劝善思想的宗教影响

袁黄《了凡四训》是一篇劝善积德的儒家家训作品,但在劝善原理、劝善法则、劝善实践、道德评价以及训诫的写作形式等方面都深受宗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这种宗教影响既与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袁黄家族崇教的家学源渊有着密切关系。

范梈《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海康集》以李、杜为榜样,既取法中国盛世诗歌的方法和技巧,也表现出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海康集》是元代岭南地区唯一的岭南文学专集,它以雷琼地区的自然风物和社会及文化入诗,对于元代的科举、海上交通、地震飓风和民族风俗等的描述,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重评清初“驱棚”--兼论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

康、雍时期,江西土著居民屡将"棚民"整体"盗贼化",多引证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在袁州府成功"驱棚"之故事。袁州府成功"驱棚",可能是康熙年间大规模驱赶移民的唯一事例,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操作条件。从康熙十三年开始,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在江西拉锯争战多年,袁州地方社会的族群矛盾被大规模激化,以闽籍移民为主体的"棚民"参加了叛军,此地再次沦为战乱重灾区。到康熙十七年初,控扼要道的袁州府之安危,决定着清军入湘平叛的成败。此时动用军队驱逐"附逆"的"棚民"势在必行,体现了一种军事打击而不是民事行为。因此以往史论中既全面肯定康熙平定"三藩",却又对清军"驱棚"加以非议,显然自相矛盾,应予深入讨论和重新评价。相关著述引用清中后期修成的方志论述清初移民和"驱棚"事件,留下不少以讹传讹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警觉。学者应跳出传统"农民战争"研究的视角,对土著民众的苦难遭遇及利益诉求予以理解和重视,进而将不同地区的"三藩"战事考察,从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深化为一部有血有肉的明末清初区域社会生活变迁史。

浅谈元代诗人范梈的道教情结

元代诗人范梈与道士有着频繁的交往,留下了大量题赠道士的诗篇,有着深厚的道教情结。究其原因,当与元代的社会环境、道教自身的发展和文人的处境有关。

《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本文以《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征引文献原件(日本汉籍)《秇苑日涉》和《江户繁昌记》为依据,分别纠补了黄遵宪的(礼俗志)志文讹误,以及新出陈铮点校本的失误,以祈给研究者提供信实可靠的资料依据。

范源濂西方教育观探析

范源濂因较早接受新式教育,并曾两度赴欧美实地考察,探本求源,所以对西方教育认识深刻。他认为教育是导致西方富强的主要原因,而西方教育的发达取决于有政策的支撑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并且认识到欧美教育的一大突出特点是重实学和科学教育。尽管他对西方教育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主张仿效欧美发展现代教育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魏源、曾国藩、黄兴和近代中国军事变革

18 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军事逐渐由封建阶级军事演变为资产阶级军事。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过程中 ,湖南人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其中 :魏源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实践的开端 ;黄兴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 。

元杂剧中范仲淹形象的文化蕴涵

在元代现有的五部涉及范仲淹的杂剧里,元杂剧作家怀着无比敬仰之情将其塑造成为皇帝赏识和依赖的股肱大臣,其中寄托了元代文人功名仕进的人生理想、整饬吏治的社会理想、深重的社会忧患意识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蜀中汉碑三题

本文主要对蜀中重现或新发现的三通汉碑的碑文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考释。其中,简述了《何君阁道碑》的重现经过,对碑文内容及其书体进行了一些考释;对《汉赵仪碑跋》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并对碑文中提及的掾史一职的源流提出一些看法;对《郭择赵氾碑》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

全祖望论宋学的兴起及其地域学派的展开——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北宋仁宗庆历之际,除了宋学的开山祖师胡瑗、孙复以外,儒家学统在四方兴起,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良好态势。为了展现宋学初期学术界的全貌,全祖望在黄宗羲"黄氏原本"基础上补立了许多学案,从而填补了宋元儒学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全祖望明确了北宋政教与诗文改革的领袖范仲淹与欧阳修作为宋学初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史地位,并表彰了其在教育及经学上的贡献,肯定了闽中古灵四先生的代表陈襄的诚明说及其举荐人才的功绩,进而阐明了宋学初期兴起的以山东士建中、刘颜,永嘉王开祖,明州庆历五先生,关中申颜、侯可为代表的地域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及其影响。这些学者在思想史上的名气都不大,但其开拓宋学之历史功绩则是值得铭记的。

论《宋元学案》对朔学的诠释与评价——以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为中心

全祖望为道学六先生之一、朔学创始人司马光及其高弟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分别设立学案,并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全祖望通过考证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具体分工提出不同于胡三省的看法,明确了刘攽作为全局副手的贡献。全祖望指出刘安世继承其师的刚健,范祖禹继承其师的纯粹,晁说之继承其师的数学。刘安世谨守诚之工夫而提倡三教合一。范祖禹虽非二程弟子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则是一致的。晁说之致力于批判新学与传承经学。全祖望的评价兼顾人品道德与学术思想,并在黄宗羲道、儒合一基础上提出道、儒、文合一,体现了兼容并包、去短集长的会通思想。

元代制笔业发展述略——从《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谈起

元代文人在与笔工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以鲜于枢为代表的元代文人为当时制笔名工范君用题辞并存留至今的珍贵文物。册文所记载的内容多涉及元代制笔业发展中的一些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此册的解读,能够丰富元代工艺美术史以及元代书画史等元史研究上某些尚未涉及的领域。

范源濂与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

在民国初期的教育界,范源濂是一位颇为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三任教育总长,大力推行教育改革,颁布了一套反映"民主"、"共和"宗旨,又适应时代潮流的教育制度,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