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

公元11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攻守,宋夏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情报战。情报战的形式主要有派遣间谍、招降纳叛、兵不厌诈、离间策反和反间谍。庆历元年下半年以前,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处于攻势,而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情报战的胜负优劣,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

金代山西文学论略

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是公认的金元诗坛领袖。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金代中后期四家的唐诗之论

金代中后期,赵秉文较早主张将唐人诗歌当作典范加以师法;稍后的李纯甫和王若虚分别从师心自用和情真、"自得"的角度出发,对中唐韩、孟、李贺、卢仝及杜甫、白居易等人各加标树;发展到元好问,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唐诗的典范作用及多方面价值,并提出了"以唐人为指归"之论,他将金人对唐诗的论评最终推上了一个台阶。

元好问论诗绝句阐释热点举隅——以女郎诗、诗囚、心画心声为例

明清时期,元好问论诗绝句逐渐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热点。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阐释出现了"女郎诗"、"诗囚"、"连城璧"、"心画心声"等诸多阐释热点。围绕元好问绝句论诗所展开的论争,出现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一现象说明以绝句论诗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具有巨大的张力,蕴藏着极大的阐释空间。

遗山词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

元好问的词作在内容上常常写奇险壮美的北国风光与狩猎战争,并敢于写真情、至情,较少受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艺术上,不少词充满了英风壮气,雄健质朴,出语新奇,凡此均表现了不同于汉族词人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

略论元好问的民族思想

元好问的民族思想由金即宗国的家国观、"仁民爱物"的民族相处观、中州一体的中国观组成。元好问民族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和当时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还与元好问的个人因素有关。元好问的民族思想对金末元初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元好问丧乱诗的突破

元好问的丧乱诗直承杜甫且有突破创新:其"即事"纪乱体在题目上更重视明确史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选材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在形式方面的创新则表现为联章律诗、绝句的大量出现;在题材方面涉及金、蒙、宋,有大幅度拓展。且有深度,笔触涉及到社会各个阶面;在艺术上将诗与史奇妙结合,重在抒情。元好问的丧乱诗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史学都极具价值,代表了一代丧乱诗的特点并极具时代精神和主体才华与气质。

先祖敬奉 族群想象 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元好问的生平思想与诗词创作

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族后裔,生活在女真、蒙古政权下,在民族、君国等观念方面与传统儒学有异。其诗就题材言成就最高的是纪乱诗,其次是山水诗、题画诗。就体裁言成就最高的是七律,其次是七古、七绝。其成因除地域、时代外,还与其崇尚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性格及兼蓄唐宋诗的文学观念有关。其词虽也主写人生感慨,但与诗相比,侧重于个人际遇。其爱情词、山水词的成就也很突出。其词不仅兼蓄豪放、婉约,而且能熔为一炉,是苏、辛之后的又一大家。

论元好问的七言古诗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 ,其七言古诗也“有牢笼百代之意”。其题材内容丰富多样 ,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端 ,艺术风格以雄健豪迈为主导倾向 ,又有俊爽明朗、秀美婉丽、空灵清旷等多种侧面。这与元好问广泛深入地学习前代诗人 ,汲取众长 ,融于一炉是分不开的。

元好问诗歌对陶渊明的接受

元好问诗歌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有三方面。在思想方面,向往淳朴的上古社会,秉持自然真淳的人生观,鄙弃官场,向往隐逸,同情下层人民;在美学方面,元好问接受了陶渊明"自然真淳"的美学原则,以韵味见长的风雅传统。在意象方面,或直接引用了陶渊明诗歌中的意象,或赋予其新意。元好问对陶渊明的接受,既有时代现实方面的原因,也有自己兴趣爱好方面的原因。

论王恽与元好问等人的师承关系

王恽是13世纪后期活动于北方地区、推动了当地文学发展的人物。文章对他的三位老师进行考察,并梳理金元文学之间的继承和影响关系。姚枢成为王恽仕宦的契机,但是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极为淡薄。王盘是对他影响最大而且关系最深的老师,但王恽对其理学成就却兴趣较少。元好问只见过他一次,但王恽受其言传身教,对元氏十分崇拜。王恽对元好问终身铭记,并努力学习其诗文,但他对元氏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不太关注。

元好问词味说初探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以"味"论诗。以味论词,始于金代元好问。元氏在《遗山自题乐府》中举出黄庭坚的《渔夫词》和陈与义的两首《临江仙》,作为有味词的代表作。文章分析了这三首词后,认为元氏所谓"词味",指的是含蓄委婉地包含在词中的深层意思。

论元好问与金代的乐府诗

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座艺术高标。这一时期的乐府诗,虽然具有两宋乐府诗的某些因子成份,但重要的却是"以唐人为旨归"后的一种成果展示。金代诗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不仅继承了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创作宗旨,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新乐府诗,并且还以对歌行类乐府的雅好,而使得七言歌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两宋乐府因与音乐脱离了关系,而为一种仅供人们阅读的案头文学,金代乐府诗则使这种案头文学又回归到了"原生态"时期,即其大都可配乐而唱。这种回归,显然是乐府诗史上的一种进步。

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在他的壮盛之年以《诗词散论》一举成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前沿成就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关李商隐诗、宋诗、宋词诸论文,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杜牧、元好问研究的专家之学、晚年的"灵谿词学",学界亦有目共睹。文章全面述论缪钺历时经久的学术生涯、方面广博的学术成就,并探讨他的学术经验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元好问山水诗的主体意象

文章从意象的历史发展入手,提出元代诗评家对主体意象的认识,进而指出,元好问诗歌中,有大量的主体意象的存在。这是元好问强烈的主体精神所致,或出于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达到主体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在表现自然山水的时候,就会有主体意象出现;或因为游移在儒、释、道之间,其儒者怀抱不能实现的痛苦心情所致,在表现这种人文精神的时候,就表现为主体意象。元好问山水诗的主体意象居多,是以一种含蓄蕴藉的方式表现出来。

元好问与郝氏祖孙的交往和影响

元好问与郝氏祖孙交往多,交谊厚,影响深。郝天挺对元好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为通儒,文为名家”的文道合一和“坐视天民之毙,仁者不为”的淑世情怀。元好问对郝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今日能用中国之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道统思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