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北魏坐榻维摩画像源流考释

崔光实际上是促使维摩信仰在北魏中晚期广为盛传的关键人物,他对孝文、宣武、孝明三代帝王的影响,左右了北魏维摩信仰的历史演进,同时也是平城时代后期云冈出现胡服坐榻维摩像的导源。这一画像形式几经演绎,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汉装坐榻维摩形象,并对后世维摩画像产生了影响,宋元绘画中的坐榻维摩即发端于云冈,并经龙门、莫高窟渐次演绎为坐榻维摩的图像系统。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密皇后杜氏与昭哀皇后姚氏均受明元帝的宠遇,又都于明元帝去世前三年的泰常五年死去,于是宫中再无皇后。明元帝去世后,太武帝的乳母窦氏受封为保太后,她不仅在后宫得势,还进而干预北魏朝政。对此一系列史实的考证说明,北魏为防止母权干预政治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但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竟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戾。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以元寿安墓志为例

北魏元寿安墓志于1922年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马坡村出土,它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漏,为认识宗室阶层的贵族化趋势和北魏皇亲政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墓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古贵族主义思潮,标榜雄厚的家世背景,突出家格与人格并重的理念,彰显深厚的道德学问,罗列贵族独有的仕进途径,昭示天潢贵胄的风采。元寿安屡任朝廷要职,这些职务也是宗室集中把持的实权岗位,折射出皇族政治的典型特点。由志文推知,宗室与贵族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但二者的融通却符合王朝统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土文献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文本字面的训读,更应着眼宏观的历史背景,明确具体的问题意识,大量排比同类史料,才能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北魏崔浩石经石史考

北魏崔浩石经石史的内容包括崔浩所注五经和仿效《春秋左传》体例主持编撰而成的国史。它的地理位置独特，东边三里是北魏的首都平城，西边三里是北魏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天郊；它的占地每边长218．4米、面积47700余平方米；它的用功达到300万；它的碑制高1．8米至2米余，宽近1米；它的碑刻有460枚之多；它的篇幅达240万字左右。石经石史的创制遥启了初唐经学统一的端绪，也显示了崔浩的士族政治追求。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北魏元昭墓志考释

1922年在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元昭墓志是难得的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丰富的志文足可弥补正史记载的缺憾,为拓跋历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素材。元昭墓志的撰写秉承贵族主义思潮,集中围绕婚嫁宦学展开,反映了内徙胡人社会门阀化的理念与成就。元昭的仕宦履历非比寻常,在宣武、孝明两朝飞速跃升,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个中隐情值得深入探讨。墓主元昭的生平是特定年代的缩影,透射出北魏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碑志考释必须摆脱单纯训诂的窠臼,应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予以俯瞰。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贵族化视角下的北魏元湛墓志考释

北魏元湛墓志造型规整、书法俊秀、刻工精湛,实属邙山元魏墓志之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志文翔实记录了墓主元湛的家世背景、文化类型、生活样式及仕宦履历,生动地描绘了北魏洛阳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风貌与内徙胡人的生存境遇,揭示了宗室贵族化的总体趋势和演变线索,为后人研究中古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基于阀阅的贵族主义乃六朝主流时尚,此志恪守贵族信条撰写,集中展示贵族化运动的成熟理念。以此为视角审视元湛墓志,方能挖掘字里行间潜藏的宝贵信息,而这是传统学术枯燥刻板的训诂考释力所不及的。

元代的结揽与官方应对——从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书谈起

新出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元代GT·WS[J62:26]文书,载有多道圣旨及《至元新格》和其他一些公文,其核心要旨在于强调征纳税粮过程中要惩治“结揽”行为。由此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可见,元代的“结揽”涉足站赤、急递铺管理、食盐交易、昏钞倒换等诸多有利可图之域,而从事“结揽”的人员身份复杂,从“官吏”到“差役”,从“权势之家”到“无赖之徒”,从“军事长官”至“僧道人等”不一而足。“结揽”现象的存在,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行政、经济秩序,危及了国家粮食安全,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也损伤了人民的切身利益。为此,元政府采取了“张榜禁约”“廉访司、有司等体察禁治”等多种应对举措,但终因吏治腐败,收效甚微。

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

"霸朝"概念最早是由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之际的政权更替提出的史学概念,它是对这段特殊政治历史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其史学价值在于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以武力定霸为特征的汉魏政治。汉魏以后,东晋南北朝皇权更替的诸多相似性使后世史家修史时在史书的结尾"史臣曰"中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尤其是唐初修订"五史"及《晋书》等书中使用较频繁。但下列两种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概念:第一,在儒家正统史观影响下,被史家视为正统政权,其前身(雏形)不称霸朝。第二,政权内的特殊军人执政和军事机构,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东晋的桓温等。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既突破了儒家王霸观影响下流于单一的史学认知模式,又反映了此期史学求真求义的优良传统。

北魏源延伯墓志与北朝源氏考

北魏源延伯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市,颇具书法与史料价值。该志对于补正和理清志主父子事迹与南匈奴人为响应六镇起义而围攻夏州的统万城保卫战有关细节颇有价值;对于探明源姓渊源与其家族在北朝的传承亦大有裨益。在北朝至唐代重门阀的时代背景下,该家族以出自南凉王室后裔的身份,又兼具北魏皇族共同的渊源而数世荣耀,而且因汉化很早,人才辈出而文武兼备,因之几朝显赫。

元好问与北魏文化

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人,常以"元魏诸孙"自居,并以北魏薛宗起"起宗"之典鼓舞时辈。洛阳为北魏国都,元好问对洛阳有着复杂深沉的情感;"洛阳"一词多次出现于元好问的作品之中,可见他对故国先祖的缅怀,对自我处境及现实衰颓的感伤。此外,北魏时期,佛道二教在南北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的金、元时期,元好问主张援释、道入儒,希冀借此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可见其推崇北魏文化的心理。

金元之际北方诗学探微——从元好问到郝经诗论中的“重气之旨”

在中国文化史上,金元时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形成的又一个特殊的南北对峙时期。与南宋相对,在金元民族政权下的北方发展形成了"北方文学",这种北方特色同样体现在文学理论和诗学批评中。本文就其代表人物元好问、郝经诗论特质进行考察:元、郝诗论中的"重气之旨"及其审美蕴涵;地域性格、诗学传统与时代气息的凝结;元、郝诗学的理论意义及其影响。

二维视角下的北魏元晖墓志考释

1926年出土的元晖墓志,其志文秉承中古贵族主义思想写就,客观反映了北方内徙胡人勋贵的时尚理念与进化轨迹,透射出北魏宗室阶层的生存境遇和宗室政策的转变,对于研究北魏洛阳社会与政局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学术枯燥繁琐的训诂考据难以揭示《元晖墓志》的深刻内涵,惟有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以贵族主义和现实政治的二维视角,方能对其进行有效释读。

西安市灞桥区江村北魏王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

2018年7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在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的江村发掘了39座墓葬、1座窑址。其中北魏墓葬10座,出土三块铭文砖,记载了墓葬年代与墓主人姓名。据推测,这应是北魏时期略阳郡阿阳县移民的王姓家族墓地。

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巫信仰和自然崇拜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巫信仰和自然崇拜是近些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巫鬼信仰、巫风的盛行、社神和土地神信仰、城隍神信仰,以及巫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等方面。既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加强此时期巫信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深化地域性巫鬼信仰的文化功能研究及少数民族信仰风俗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