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黄与佛教

袁黄(1533—1606)是明朝后期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与禅僧云谷法会等交游,受佛教"即心即佛"、因果报应等观念影响,由消极认命的宿命论者转变为积极积善改过的立命论者,佛教改变了袁黄的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他一生命运。袁黄奉持立命论,奋发作为,行善劝善,传授举业,出仕为官,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袁黄护持佛教,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复兴,对后世佛教传播也做出了贡献。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涵泳性灵:袁黄八股文批评之主体论

袁黄是晚明著名的八股文批评家,其《游艺塾文规》系统地论述了八股文创作与鉴赏问题。他认为,八股文虽然恪遵传注、代圣贤立言,非常讲究形式技巧,但是品质上佳的八股文也是发自性灵之作。要达到才情与规矩平衡、人力与天趣融合的境界,创作主体必须"治心"、"养气"。通过凝神静坐达到息心聚念、虚空澄澈之境,文章自然不炼而工。"治心"而后"养气",文章方气脉贯通、雅正阔大,文以气胜。同时,"言为心声"与"文如其人"相反相成,文之"神"乃作者日常涵养之"气"所汇聚,由文之"神"可察人之"气",从文章气脉格局也可以看出创作主体之心志气神。

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

万历援朝战争是16世纪末关乎东亚政治格局和明朝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但从参战伊始,日渐恶化的政治风气即渗透到将帅选拔等环节中。战争开始后,内阁与吏部之间围绕京察展开的党争,朝野关于速战还是封贡的争论,南兵与北将之间的矛盾以及朝鲜政府在后勤保障方面的不作为都给前线将士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并深刻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以赞画身份参战的名士袁黄虽然努力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力保战事顺利进行,却因学术思想上的分歧,无法摆脱的派系斗争,最终在立下殊勋之际黯然离任,成为内部纷争严重干扰战争进程的鲜活例证。

论袁黄的家训教化与功过格修养法

袁黄的家训教化思想及功过格的修养方法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了凡四训》中,这部家训是袁黄晚年为训导儿子袁俨而写的。书中结合自己大半生经历及其修身体会,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传授了自己的修身处世之道。袁黄的"功过格修养法",是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分别善恶,对照预订的功过条文逐日记录以考查功过,修养品德。袁黄的家训教化思想因其独特的劝善思想和命运自求的进取精神,不仅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善书的发展和阴骘观的盛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简论袁黄《了凡四训》劝善思想的宗教影响

袁黄《了凡四训》是一篇劝善积德的儒家家训作品,但在劝善原理、劝善法则、劝善实践、道德评价以及训诫的写作形式等方面都深受宗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这种宗教影响既与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袁黄家族崇教的家学源渊有着密切关系。

论袁黄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

袁黄博学多产、爱民勤政、追求积德行善,不仅洁身自好,利用功过格约束、督促自己去邪念恶行,且撰写《改过之法》、《积德之方》,专论积德行善,其中既有规律性的认识,又有实际操作方法,极力劝说、帮助他人同自己一样做好事、成好人。他在明中叶道德沦丧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发挥了超出一般的正面作用,在保证中华民族善良、正直、清廉、为民的优良传统生生不息上作出了贡献。在400年后的今天,认真分析其作出贡献的方式、方法和指导思想,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而在继承、发扬袁黄的善言善行时,也应注意辩证地对待其以因果报应作为理论体系基础的局限性,唯物主义者在将与之混在一起的精华分离出来、加以适当改造、纳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体系之中的同时,拒绝其鬼神存在的唯心主义说法。

《了凡四训》哲学思想探析

明代袁黄所著《了凡四训》,是明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相当广泛的一部劝善书。就哲学思想层面而言,《了凡四训》涉及在人性论方面主张推明“义理之身”、在自我修养上提倡“反躬自省”和在知行观方面强调“心为善导”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体现出了融合性、通俗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探讨《了凡四训》的哲学思想,对于深入发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助力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袁黄朝鲜行迹研究述评

学界对于袁黄的研究,重点是在袁黄的生平、仕宦、善书以及其劝善思想等方面,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对其在朝鲜行迹的考究却微乎其微。文章通过对袁黄入朝前、入朝后的仕宦经历,在朝居留时间,在朝抗倭,以及在朝文化交流等方面,对学界现有研究进行整理归纳。

阳明后学袁黄师承、交游及著述考略

袁黄(袁了凡)是晚明著名思想人物,其生前已是耆宿名士,身后更以三教会通的思想特色及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影响著称于世。师承上,袁氏是阳明高第王龙溪的及门弟子,亦推崇泰州学派罗近溪之学,属于阳明后学的一员。交游方面,他与晚明阳明学派学者、社会贤达及佛道二教中人过从甚密。此外,袁氏著述丰硕,涵盖经史子集,但流传至今而又广为人知者寥寥。

举业中对“北虏”的思考与想象——以袁黄万历五年会试策答为中心

袁黄对隆庆五年(1571)蒙古封贡事件的价值判断与极力促成隆庆和议的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人的想法相距甚远,也与朝廷所期望的答案大相径庭。但在其举业文章中对“北虏”的思考与想象方面众人却出奇一致,当时政、民族与思想体系汇聚于策论,士人群体通过“制和之权在我”的想象维持着天朝大国的自尊。同时建构着“虏情多诈”却又“感戴恩德”的“异族”认识,并思索着御夷之术,以保中国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袁黄策问的探索便于更好地认识明代士人普遍的民族态度,亦对晚明科举有一具象认识。

3个砂梨品种在荆州地区的主要生物学特性和适应性比较

以‘长梨一号’、‘翠冠’和‘圆黄’3个砂梨品种为试验材料,调查了其芽苗在湖北荆州地区定植后第1年和第3年的生长表现和适应性,结果表明,芽苗定植后第1年,‘圆黄’株高最高,达164.4 cm,‘翠冠’株高最低,为116.4 cm;‘长梨一号’叶片数量最少,为11.5片,‘翠冠’和‘圆黄’叶片数量相当;‘长梨一号’接芽成活率最高,接芽成活率为82.4%,而‘翠冠’和‘圆黄’的接芽成活率分别为64.9%和62.1%。定植后第3年,‘圆黄’株高最高,达3.46 m,‘翠冠’和‘长梨一号’株高相当,分别为2.72 m和2.65 m;‘圆黄’冠径最大,‘翠冠’和‘长梨一号’冠径相当;从一年生枝条数量来看,‘圆黄’不论是长枝、中枝还是短枝的枝条数量均为最多,而‘翠冠’和‘长梨一号’的长枝、中枝、短枝枝条数量相当;‘圆黄’单株花序数量最多,达81簇,‘翠冠’居中,达48簇,‘长梨一号’最少,只有28簇;‘长梨一号’花序花朵数最多,达9朵,而‘圆黄’和‘翠冠’相当,只有7朵;⑤‘翠冠’和‘长梨一号’物候期相近,‘圆黄’比‘翠冠’和‘长梨一号’晚5 d左右,果实成熟期相差10 d左右;从虫害来看,‘圆黄’最轻,‘翠冠’其次,‘长梨一号’表现最为严重。由此可见,‘圆黄’梨在荆州地区的适应性最强,‘长梨一号’在荆州地区的适应性最弱。

眼前有景君须道,或分秋色未可知——略论黄维若的历史剧《屈原》

黄维若的新作《屈原》与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屈原》同名,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既受制于二人所秉持之历史剧创作理念,也与各自所处之时代息息相关。郭作失事求似,借古讽今,大抵不出古典主义戏剧范畴;黄作则依托史实,反思历史,有更多现代戏剧表现技巧。通过比较两部《屈原》之异同,或可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气周流理论”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一气周流”理论是黄元御医学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认为中土为升降之枢轴,四象为轮,左升右降,循环往复,周流不息形成了一气周流的理论,同时将脏腑、气血、阴阳和情志纳入到此模型当中,对情志病的辨证论治具有启发性的作用。抑郁症属于中医中情志病的范畴,其发病多与脏腑、气机和情志等因素相关。治疗应运用培补中气、调畅气机、益精养神等方法,恢复机体枢轴的正常运行。

黄兴《挽宋教仁联》献疑

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均收录了《挽宋教仁联》,但此联并未见于当时的报刊,也未见于当时编辑出版的宋教仁纪念书籍,而且对其作者还流传多种说法。因此,此联的真实作者,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甲木下降与脏腑气机升降关系探析

黄元御在脏腑气机升降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胆之“甲木下降”与全身脏腑气机升降有密切的关系。胆为甲木,化气相火,一气周流,肺、肾、心、肝乃至胃家和膀胱等,其生理功能正常发挥,无不与胆之甲木下降、相火潜藏有密切联系。在病理上,甲木不降,克胃土,则胃气上逆,胆之相火扰心火则心君躁烦,甲木、相火逆升刑肺而致咳嗽和鼻渊,相火不藏于肾导致源泉失温、生气绝根,胆气不降易致肝木不升、郁结生风。因此在治疗上,降甲木、潜相火,乃是针对气机逆乱而从胆论治的治疗大法。探讨甲木下降的理论,可以补充丰富脏腑升降制克理论,对《内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提出新的诠释,并为临床提供较新的思路与参考。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小说《荒原问道》:从文化书写到哲学追问

西北作家徐兆寿创作的《荒原问道》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称其为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是基于其浓厚的乡土情怀与沉重的家园意识;至于深刻的哲学意蕴,则是基于其围绕“道”与“存在”等哲学范畴而展开的若干反思,如宇宙、死亡、语言、知识、道德、自由等。传统的观念体系遭遇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挑战,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何以重建自我的精神世界、现代性视域下的社会主体何以实现思想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小说《荒原问道》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也是其哲学反思所指向的终极问题。

基于《四圣心源》探讨变应性鼻炎的治疗策略

《四圣心源》的关键学术思想是“一气周流,土枢四象”。基于这种认识,鼻的生理功能的形成在于“清升浊降”,病理状态则是“浊阴上逆”,于是变应性鼻炎表现为鼻塞、鼻痒、流涕、喷嚏等临床症状。这些症状都是肺气不清引起,肺气不清源于土湿胃逆。总结《四圣心源》的学术思想,变应性鼻炎的治疗策略为“利水燥土,清肺降逆”,其中清肺降逆是治标,利水燥土是治本,通过标本兼治才能恢复“一气周流”的生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