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

袁桷的《开平四集》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作之一,源自其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的四次扈从上都之旅。与一般上京纪行诗着意描绘沿途见闻或上都风情不同,袁桷的书写重在以文学为介质展现个体对于自然时间更替和历史时间变化的体验,在一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中寓意时代与心绪之变。一方面,作者通过与自我、他人及自然的不断“对话”,为《开平四集》注入了流动的时间性意涵;另一方面,其晚年对于四次上京纪行诗作的合编行为也赋予这部作品以时代变迁的历史性价值,显示出袁桷作为史家的深刻自觉。

南宋浙派琴乐风格探微

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中的"琴述——赠黄依然"、"示罗道士"、"题徐天民草书"等记载论及南宋浙派琴乐的诸方面问题,其中论述到郭沔创作的琴曲是"大抵皆依蔡氏声为之者"。联系相关史料,可知郭沔在整理旧谱和创作中继承了"蔡氏五弄"的风格,从而奠定了南宋浙派的琴乐风格。也因为此,浙派被后世视为琴乐的正宗和资源的宝库。

论苏轼的“人生如梦”

苏轼"人生如梦"观,形成于任徐州太守时期,定型于"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期。苏轼的"人生如梦"既不仅是一般文人在政治坎坷时期的自我排遣,也不仅停留在陶渊明式关于生命短促的慨叹上,而是在大乘佛经尤其是《圆觉经》的影响之下,在参究佛家"如幻三昧"中的梦觉不二含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儒佛整合式的生命体验。这一生命体验渐老渐熟。这表现在他以如梦观整合、升华了他的人生思想,并始终保持一种亦儒亦佛,非儒非佛而又圆融统一,超然离执而又积极用世的态度去看待人生。

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

袁桷为元代大德、延祐年间文坛领袖之一,在元代诗文方面影响很大。朝廷制策,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本文考证了袁桷生年、名号、纠正了历史上沿袭的错误,并对其儒学思想源流及心态进行了探讨。

洪觉山学术思想引论

洪垣(号觉山,1507—1593年,字峻之,江西婺源人)融合吸收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心学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发展出以生意为心学归宿的生机(几)之学,心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晚年融佛道入儒,追求心体的超越,又自甘于偏僻山村,故其博学体系不得传人。其心性工夫论脱离程朱主静或主敬、走入顿悟一系,最终与佛禅"明觉"思想合流,标志着白沙—甘泉一系自然主义心学的终结。但是,他重视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知识,重新诠释格物论,在明代心学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重新阅读洪垣《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可以扩大我们对明代思想的研究,深化对甘泉后学、阳明后学的认识。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祐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袁桷的学术渊源

在元代南北统一之初,文坛南北隔阂的情况下,被北方学者看好荐入翰林国史院的袁桷,成了打通南北隔阂、促进南北文人交流与文风融合的关键人物。他之所以能发挥这一独特作用,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他独特的学术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特点,为南北学界与文坛普遍认可并接受。考察袁桷的学术背景,才能清楚把握其学术特点,弄清他何以能完成打通南北文坛的历史性使命。这对于理清元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异常重要。

袁桷《延佑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元代袁桷作《延佑四明志》只给降元者作传而未给抗元人士作传是要颠倒是非,"党于降元之徒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影响袁桷选择立传人物,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

袁桷室宇赋道教思想探析

袁桷是元代中期的著名文士,作有数量可观的室宇赋。在其室宇赋中常出现道观、道士及道家意象,呈现出浓厚的道家意味,其室宇赋也常体现出清静素朴、退隐智藏的道家理念。

《国朝文类》研究刍议

《国朝文类》是一部对当时及后代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诗文总集,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少之又少,很少有人对它的价值做过探索。文章就《国朝文类》的编纂意图、选文标准、编辑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元代文学的贡献和影响等试加论述。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疏凿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七言绝句的形式评述了建安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流派。他主真诚而反模拟,主高雅而反怪俗,主慷慨劲健而反纤仄软弱,主自然清新而反逞才炫巧。在现实与传统的扬弃中反映出元好问的诗学造诣和精辟见解。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祐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溍、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定型——以袁桷的诗歌批评为中心

通过对袁桷诗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他在对宋末的诗风批判中,确立了学习唐人诗歌的风貌,并对如何学习唐诗有明确的界定和审美范式。他从源头做起,模仿和借鉴《诗经》以及建安以来优秀诗歌传统。从元大德、延祐年间开始的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文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袁桷凭借文坛领袖地位对当时的诗坛风尚的确立和定型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圆觉经》提出的几种修习和知见障碍

修习佛法过程中会出现诸多知见上的障碍,大乘经《圆觉经》深入细致地指出并分析了理、事"二障",憎、爱"二境",我、人、众生、寿命"四相"以及作、任、止、灭"四病"等障碍,把修习证悟过程中极其细微的偏差都呈现了出来,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治措施,从而使当时及末世的众生在修悟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过失和偏差,防止落入邪见及"我慢"习气的发生,实现真正的修行效果。

谭觉园《觉园词话》词学思想探论

谭觉园的《觉园词话》,在词之起源、体制、创作、声律、正变之论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在词体起源论上,它将词之起源框定于中晚唐时期。在词之本质论上,主张以情为本,强调情感表现为词的第一要义。在词之创作论上,标树十六字诀,全面简洁地对词的艺术表现提出了要求。在词之声律论上,以维护词之本色为目的,细致论说了词的声调用韵等方面内容,廓清了本末轻重,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在词之正变论上,则体现出甚为平正的批评观念。谭觉园的词学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我国传统词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及独特的地位。

略论袁桷《延祐四明志》

元代学者袁桷,其祖上在宋代有参与编撰国史、实录的经历,他本人为元朝史官多年,为编修《宋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惜未完成。袁桷为家乡庆元(今浙江宁波)所编《延祐四明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当时及后世所重。因袁桷的父亲及一些友朋在宋末元初时有失节之处,他在为四明人士立传方面存在着一些缺点。袁桷在元代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其所修《延祐四明志》,也影响了后来的《宋史》修纂。

论元代诗人袁桷的题画诗

袁桷的题画诗题材宽泛,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以绝句为多,且以组诗形式出现,可见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他以诗论画,又将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诗歌,进行了诗画融通的艺术再创造。善于选取独特意象,动态感﹑形象感﹑色彩感较强,体现了他"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的观点。诗歌风格多样,主要表现为含蓄蕴藉和恬淡自然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