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罗氏妇科当代传承人辨治绝经前后诸证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岭南罗氏妇科当代传承人辨治绝经前后诸证的思路与用药规律。【方法】收集岭南罗氏妇科当代传承人门诊治疗绝经前后诸证的医案,采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5)对病案数据进行频数统计、关联规则分析、聚类分析及复杂网络分析。【结果】最终纳入医案191份,处方191首,涉及中药160味。四诊信息及证型统计显示,绝经前后诸证的病机以本虚为主,正虚失调,枢机不利,多脏受累,其中肝肾阴虚证最为常见。出现频次≥40次的高频中药有26味,居前5位的中药为百合、党参、山茱萸、白芍、熟地黄。药物的性味以甘平为主,多入肝、心、肾、脾经。关联规则分析共获得15对高置信度药物组合;高频中药的聚类分析得到5类核心药物组合。复杂网络分析揭示了以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百合、酸枣仁、丹参、珍珠母为主的核心处方。关联规则分析得到使用频次较高的药对为女贞子-山茱萸及女贞子-丹参。【结论】岭南罗氏妇科当代传承人治疗绝经前后诸证以滋养肝肾为切入点,兼养心安神、益气健脾、和解枢机,用药以“甘淡平补”为主,遣方用药与罗元恺教授之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

袁桷的《开平四集》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作之一,源自其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的四次扈从上都之旅。与一般上京纪行诗着意描绘沿途见闻或上都风情不同,袁桷的书写重在以文学为介质展现个体对于自然时间更替和历史时间变化的体验,在一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中寓意时代与心绪之变。一方面,作者通过与自我、他人及自然的不断“对话”,为《开平四集》注入了流动的时间性意涵;另一方面,其晚年对于四次上京纪行诗作的合编行为也赋予这部作品以时代变迁的历史性价值,显示出袁桷作为史家的深刻自觉。

熊希龄与热河行宫国宝失窃案关系论析

1913年底,民国各报纸刊登的热河行宫国宝失窃案轰动一时,学界关于该案,多认为是袁世凯借此设计逼迫熊希龄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上副署,从而达到以党杀党的目的。但事实证明,熊任热河都统期间存在私自挪用部分宝物等失职行为,但未参与盗宝并据为己有。1914年报纸热议此事并非受袁世凯指使。郑延玺的回忆录在时间点上不具备说服力证明盗宝案受袁操控。熊内阁垮台是民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所致。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曹洞宗禅僧安庆行化考

北宋中兴曹洞宗的三位关键人物法远(991—1067)、义青(1032—1083)、道楷(1043—1118)皆与安庆结缘甚深。法远于桐城浮山付法义青,化解了曹洞正脉行将失坠的危机;义青先于浮山潜修悟道,后长期弘法太湖白云山、桐城投子山,拉开了曹洞宗中兴的序幕。道楷开悟于白云山,后于汴京丕振洞下宗风,曹洞宗中兴局面至此大成。要之,安庆是北宋曹洞宗中兴当之无愧的肇始之地。

从橘荔散结丸浅析罗元恺教授治疗子宫肌瘤经验

橘荔散结丸由罗元恺教授创制,具有活血化瘀、燥湿化痰、软坚散结兼益气养血之功,主要用于治疗子宫肌瘤,疗效确切。罗元恺认为[1]子宫肌瘤的形成与气滞血瘀、痰凝和正气不足有关,治宜攻补兼施,强调经期与平时治疗用药不同。本文分析了橘荔散结丸组方思路,并从该药对子宫肌瘤患者NK细胞活性的恢复、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以及对子宫肌层及瘤体组织雌(ER)、孕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基因(PRmRNA)表达影响的角度探究其作用机理。

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

北宋在正旦、五月初一(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停止举行)、冬至举行大朝会。其立国一百六十七年,大朝会仅举行了五十次,即便是最重要的正旦大朝会,也只举行了三十次。即便因战争、灾害、国丧等原因停止举行大朝会,制度规定群臣也要拜表称贺。这些规定,彰显了大朝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从大朝会礼仪的传承来看,《文献通考》、《宋史》"承前代之制"的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

严复与袁世凯关系释论

关于严复和袁世凯的关系,学界关注很少。事实上,严复和袁世凯交往的二十多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坛风云的起伏,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深刻反映了那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也透视出严复的政治追求及其对袁世凯的整体认识。严复倾心袁世凯,既是个人好恶,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王锡彤与袁世凯父子

王锡彤与袁克定为结拜弟兄,袁世凯与王锡彤也亲如家人。王锡彤参与袁家机要,出谋划策,深得袁氏父子的信任。王锡彤以他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日记,为我们记录了很多历史细节,对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家族,相当重要;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也相当重要。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中医教育家罗元恺教育思想研究[上]

罗元恺先生的教师观、人才观、教学观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他终身探索并实践中医教育规律、中医人才成长规律的人生总结;是他理性认识高等中医教育发展趋势的人生智慧。罗元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对我国高等中医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及宝贵的精神财富。

袁世凯与清末留学热潮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倡导留学,选派和资助学生出国留学,重用归国之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的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化,袁世凯"开缺"的真实原因逐渐被遮蔽,"回籍"、"养疴"的真相也越来越模糊。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重现当年历史场景,很容易发现传统说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暗示,属于政敌或不明真相者有意无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凯及其部属、友朋后来又因为"帝制自为"等因素,也不便为其辩诬,将错就错,铸就了人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形象。其实,袁世凯"开缺"没有那么多阴谋,他离开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没有传统描述的那样扣人心弦。"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

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

袁世凯对严修非常敬重,请严总理直隶学校司。严开拓进取,使直隶教育为各省之冠。清廷新设学部,袁荐严任侍郎。袁任总统,复请严为教育总长。袁氏诸子拜严为师。筹安会起,严进行了忠告。袁世凯死后,严与袁家仍长期保持友好往来。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为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既涉及到权利再分配问题,也关系到所有在职官吏的切身利益,同时又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制度、理论观念的深固影响,因此改革必然会引发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对立。袁世凯在清末政局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官制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的态度随着既得利益的损益而前后有所变化。同样,袁世凯的举动也引起了清廷的猜疑和担心,双方矛盾日趋激烈。而这一切又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面貌,甚至王朝之前途与命运。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

从袁世凯教育改革思想的产生及其废除旧科举、倡导新教育等内容进行较全面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