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晚明“功过格”的新趣向--以颜茂猷“儒门功过格”为中心

17世纪晚明时代以《功过格》等善书为载体的劝善思想正汇为一股潮流,那些原本属于佛道两家独创的具有浓厚宗教伦理色彩的《功过格》竟开始受到儒家士人的青睐和关注,甚至出现了将《功过格》纳入"儒门"的新趣向。福建士人颜茂猷在袁了凡《功过格》的基础上经由一番大胆的创新和改造,创作了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关怀的《当官功过格》以及以家庭伦理为主要诉求的《功过格》(被后人称为"迪吉录格"),便是"功过格"新典范的重要表现。通过对这两部"儒门功过格"的案例设计的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儒家精英一方面并不排斥善恶相报的报应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深入思考德福一致、转祸为福如何可能等问题。

作为自传的《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作为一部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袁了凡以他的亲身经历来探讨命运改造问题是一部难得的中国自传文学佳作,在结构上,其第一人称叙事、对话线索和寓言式结构突破了中国传统传记文写作的一些束缚;在内容上,出现了忏悔改过、哲学思辨和神人感应等因素。这使得它可以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参与古今中西对话。

论袁黄的家训教化与功过格修养法

袁黄的家训教化思想及功过格的修养方法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了凡四训》中,这部家训是袁黄晚年为训导儿子袁俨而写的。书中结合自己大半生经历及其修身体会,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传授了自己的修身处世之道。袁黄的"功过格修养法",是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分别善恶,对照预订的功过条文逐日记录以考查功过,修养品德。袁黄的家训教化思想因其独特的劝善思想和命运自求的进取精神,不仅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善书的发展和阴骘观的盛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袁了凡与道家道教

了凡(袁黄)是明代著名思想人物,其《了凡四训》融汇儒释道三教思想,盛行于世数百年,对中国世俗伦理道德影响巨大。作为汇通三教的学者,了凡与道教的渊源尤为深厚,其聚精、养气、存神的养生思想富含道教因子,而其日常修持——静坐、辟谷、功过格及祈祷,带有浓郁的道教色彩。在三教融合问题上,了凡的基本论点是"三教一心"。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