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元杂剧题诗关目论略

题诗作为一种戏剧行动,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戏曲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元杂剧有50部作品涉及诗词题写关目,共计113处,这些题写内容来源于化用旧作、袭用前作和自主创作三种方式。剧作家对于题写形式的选择与相应的戏剧题材有着高度的适应性,除了利用纸质材料作为题写载体,题壁、题画、题叶等题写行为在剧中时有发生。作为一种叙事手段,题诗关目在建构时空场景、推动叙事进程、摹写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被曲解的“曲学”

历来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的“曲学”释义有二,一是乡曲之学,二是曲艺之学。前者更贴合词义语境和元好问的文学观。产生曲解原因有二:从内部文体特征看,曲体存在“虚荒”“俳谐怒骂”等美学特性;从外部社会条件看,金元之际曲唱艺术发达,不少文人采曲入诗,致使诗歌由雅变俗。为了解开误读,可从“曲学”词义衍变与元好问的曲学成就两方面考察。首先,“曲学”词义突变始自明代曲话,金元时期该词并无指代剧曲、散曲的相关用法,元诗属孤证。其次,元好问不仅首度变词为曲,有元曲开创之功,又善于自制曲,其本人不太可能有为张目诗学而贬低曲学之举。

元代奉使诗歌的兴起与旨趣

元代奉使诗是元诗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其外交功用的发挥,所记物象的新异,以及诗人前所未有的经历与情感体验,在中国诗史上独具特色。元代奉使诗题材和兴寄的多元性,对前代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具备的独特文学价值,对于元代文学史乃至元代外交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的文献价值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浙东地区的诗文名家,有《剡源集》流传于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周仪重辑、戴洵刊刻《剡源集》30卷,收录戴表元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清代学者主要致力于集外作品的辑佚,尤以缪荃孙《剡源逸稿》和孙锵《剡源佚诗》《剡源佚文》成果最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所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一部,原为董康旧物,后售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根据书中讳字,可知其钞成于康熙年间,时代更早,且编次结构、文字内容多与晚出之本迥别。通过其中《剡源诗集补》与缪荃孙《剡源逸稿》的详细校勘,有助于充分认识这部珍稀钞本的文献价值,并为《戴表元集》整理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裨益。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好问的“情志观”——以《论诗三十首》为中心

元好问的论诗诗体现的“情志”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守诚,以“诚”为诗之本,反对伪饰,提倡真情;二是求真,强调主体真体验、真感受下的“自然天成”,批驳声律的过分雕饰;三是尚雅,提倡体正风清、朴质枯淡,反对语辞俳谐、险怪晦涩;四是重气,推崇清新刚健、蓬勃恣肆的淋漓元气。

袁宏道哀悼诗研究

哀悼诗有悠久的历史及稳定的写作传统,发展至明代已经严重模式化。袁宏道哀悼诗约三十三题六十七首,从哀悼对象、诗型、内容来看皆为追悼亲朋的真情之作。袁宏道哀悼诗在继承传统模式与意象的基础上,自有标新之处,具体表现为:通过吸收民间佛、道、冥界观念,为逝者设计了不同的死后彼岸世界,开拓了哀悼诗写作的时间与空间,显示了士人与市井生活的融入;将底层人士作为主人公进行哀悼,扩大了传统哀悼诗书写对象的范畴,反映了袁宏道对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反叛。

师古与师心:袁宏道送别诗研究

袁宏道现存送别诗约100题181首。综观袁宏道之创作实践,可见其充分学习了经典送别诗的结构范式、典型意象、抒情方式,继承了“三部式”与风土类送别诗的书写程式;同时在自我表达与理论自觉的双重驱使下,对送别诗的面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开拓,主要体现为乐观谐趣的情感基调的拓展、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诗歌体裁的突破性试验。分析袁宏道送别诗,可以窥见其标新立异的审美趣味和诗学观念,也为了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辩证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

论“酒”意象在陶渊明与戴良诗歌中的差异

“和陶诗”现象是文学史创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晋代以后的诗人都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戴良在千年之后的元代创作了51首和陶诗,通过戴良的“和陶诗”我们能了解到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二人,在面对同一物象——“酒”而表现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使后世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不同时代诗人们相同的忠义气节和不同的心境和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