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

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是在“曲”遭鄙视、曲学萧条的背 景下起步的。奠基人为王国维和吴梅。其采用的文献学、历史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具有世纪性的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元曲研究，在文献整理上成绩颇 丰，戏曲学与散曲学分域渐明，各成专学。诸学者在曲史、曲体、艺术流派与风格、戏曲的 场上形态等方面多有论述。五、六十年代，在研究的视野、角度上有所开拓，具体研究则多 受时行政治观念的影响。80年代以后，在反思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新老学者在学术观念与 研究领域、学术方式与研究内容上均有所更新、拓展和前进，根本趋势则在呼应世纪初的纯 学术理想，回归学术研究的真正本质。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魏源研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状况述评

针对魏源研究中的《老子本义》成书时间、《诗比兴笺》与《道光洋艘征抚记》作者问题以及魏源思想分期、魏源晚年行踪等问题的研究状况展开横向述评。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

荆是楚人祖先熊鬻子在西周时期的封地,位于京畿,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在荆楚,因此楚地成为西周王化之地。洞庭山脉经过楚,因此楚有洞庭和沅湘等水名,秦朝设长沙郡,楚这些地名随之南下使用,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换言之,屈原可能从没有到过湖南。最早著述接近这个结论的是钱穆,但是钱穆没有见到出土文献,因此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二湘为大禹时代的古乐九歌的一部分,篇名如同后代的乐府题名,不能坐实考察,君更不能看成女性。屈原在改定二湘时表述中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情怀,因此其中的君指国君或者国君使者,而余、吾皆指自己。二湘记录的是屈原等待出国使者和见到出国使者回朝的情景。

中日现代诗歌“树”意象的比较研究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日现代诗的比较与交流到谷川俊太郎为止虽谈不上是盲区,但真正意义的交流并不多,那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日本现代诗人并没有成功地介绍过来,从而造成长时间彼此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篇论文立足于这一点,把谷川俊太郎的“几棵树”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橘颂》、贺知章的《咏柳》以及现代诗人艾青、牛汉、陈东东创作的与“树木”有关的诗歌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异同点,并通过对具体文本力度强弱的比较分析,为中日两国现代诗的抒写情调和表现方法画下大致轮廓,使得中日现代诗复杂的成长过程和审美取向折射其中。文化和价值上的雷同和冲突,以及意义上的和谐和分歧也是这篇论文力求所阐述的。

屈原流放陵阳的考证

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人的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祀主研究述评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的祀主或者说东皇太一的原型,自汉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众多学者从文献学、神话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多学科对其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结论,据不完全统计,有40种观点。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综合考察,东皇太一的原型应当是楚人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颛顼,它既是天皇大帝,也是北极星神,还是水神。

屈原流放陵阳考

在屈原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哀郢》、《招魂》、《远游》等;在考古出土文物里,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寿县《鄂君启节》、石台怪潭郢爰、皖南铜矿遗址、青阳先秦文物等;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生年、卒年和享年的确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屈原的生年,学界分别有公元前335年、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40年和公元前353年诸说。关于屈原的卒年,学界分别有公元前277年、公元前278年、公元前296年、公元前299年诸说。关于屈原的享年,学界此前一致确定为62岁。如果将可信的历史文献、与屈原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以及屈原留下的作品进行综合对照研究,上述诸说均有其内在矛盾和不能通解之处。屈原生年应以公元前353年为宜;屈原卒年应以公元前278年为宜;而屈原享年应以74岁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屈辞文体研究现状、问题及其研究方向

对屈辞文体的辨析、研究,自两汉至今绵延不断。基本现状是两汉称赋,齐梁称骚,20世纪称诗,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趋向具体化,表现为屈辞文体性质的界定、屈辞文体分类、具体篇章文体溯源、屈辞文体的流变与接受等研究。对屈辞文体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对文体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文体之义当包含文章之体类与文本之体征,对屈辞文体的研究,应先辨其体类,再探其体征。

论司马迁对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屈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他以历史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建构了屈原生存其间的历史语境,为研究屈原的思想、创作提供了历史资料的支持。

屈原作品研究方法觅踪

学术界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有两千多年历史,直至今天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屈原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没有人能够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屈原作品属先秦时代文献,先秦时代的文字是用来记事的,没有纯文学作品的存在。后人没有按照先秦文字组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去读屈原作品,才读出一些荒谬的神话内容来。

屈原投江地的争论与考证

在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屈原投江地点,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目前屈原投江地点研究来看,主要有湖南汨罗、平江,湖北郧阳等三种说法,但屈学界对其评价分歧很大,大体有三大派,即持肯定态度的、持否定态度的、持慎重的褒贬态度的各有之。通过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可以推断,屈原投江地点在湖南汨罗境内的汨罗江。

文化诗学的历史维度及梁氏历史研究法的方法论启示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文化诗学研究的价值和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化诗学研究的目的明确新方向。梁启超之历史研究的目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或可移来点拨文化诗学的研究目的;其二,为历史语境的重建提供新方法。梁启超之史料的搜集鉴别、史迹的论次组织、史家德才学识的培养与达成,均可为文化诗学跨文学、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指导。

屈原作品研究方法觅踪

学术界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有两千多年历史,直至今天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屈原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没有人能够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屈原作品属先秦时代文献,先秦时代的文字是用来记事的,没有纯文学作品的存在。后人没有按照先秦文字组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去读屈原作品,才读出一些荒谬的神话内容来。

屈原在汨罗考——兼评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郧阳论

屈原流放汨罗,居住了八九年时间,在汨罗完成了《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部分诗篇的写作。中途曾赴汉北和鄢郢,鄢郢失陷后重返汨罗,纪郢失陷后投汨罗江殉国。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屈原与郧阳》一文提出屈原投江地在郧阳,先秦时湘江在郧阳等观点,是对历史的歪曲。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在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谈《屈原赋注》的考据方法

《屈原赋注》文辞约要,精于“因声求义”之理,从字音入手推敲原文之意,常以“语之转”标注。广引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古注、《史记》《礼记》等古籍,利于厘清文意,为后世屈赋考据提供了方法依据。

屈原生卒年考证

关于屈原生卒年,目前盛行"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享年62岁"的郭沫若说,笔者认为有误。笔者从屈原作品中重新推算,得出的结论为:生年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为戊寅年,卒年为顷襄王二十二年,享年六十六岁。

《橘颂》系年刍考——由“闭心自慎,不终失过”作考

历代注家对《橘颂》写作时间众说纷纭。根据本诗流露的思想内容与四言句式为主、一物比兴到底的艺术形式,综合考证史籍资料和专人论著,可以初步判断《橘颂》大概作于楚怀王十二年、屈原任左徒初造宪令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