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考察——兼及散曲渊源问题

《全元散曲》收遗山十一首。其《人月圆》二首亦词亦曲,属变词为曲之作,《骤雨打新荷》是自制曲,其牌名《小圣乐》及对宋康伯可《大圣乐·初夏》的效仿,也属变宋词为散曲之作;其余《后庭花破子》二首、《喜春来》四首及残套二首皆属为当时俗曲作的歌词,与宋词的渊源关系较少或全无。商道、王恽等同牌散曲更接近原生态的民间俚曲,很有可能比遗山散曲出现得更早些。"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说不够妥当。

元散曲中的含彩词语

本文通过语料库对元散曲中的"含彩词语"进行了结构分类和语义描写分析。研究发现,元散曲中的"含彩词语"主要为两种组合类型,即"颜色词素+名词词素"、"颜色词素+颜色词素"两大类。这些组合的整体意义不是各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在"不同颜色词素+相同名词词素"组合中,因对仗句的要求和平仄的不同,出现了多组感情色彩与内涵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含彩词语且不能随便互换,显示了文学语言语境对词汇的制约性。

元散曲的俗美特质

元散曲出现在中国文学由上中古雅文学向近世俗文学转变的时期，它在语言风格、题旨境界等方面，均表现出迥异于诗词的鲜明美感风貌：以俗为美，这一总体审美特征，正是元散曲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作出的独特贡献，也是元散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南宋词到元散曲艺术审美风格的转变

文学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南方文化兴盛,南宋词呈现出南方情味,其审美风格以阴柔为美。金元兴起后,少数民族人主中原,游牧文化与北方文化融合,北方文化重心区形成。以阳刚为美的元散曲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特点。因此,从南宋词到元散曲艺术审美风格的转变,重要的原因是文化重心的转变。

元代文人之隐逸思想及其在元散曲创作中的表现

元代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选官制度的弊端,怀有济世理想的文人心灵受到伤害,产生了与前代文人不同的生命体验。隐逸思想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在元散曲中否定功名富贵、否定政治历史、颂歌隐逸山林、宣扬享受人生、超越生死大碍、探求生命的审美价值成为元代文人隐逸思想的集中体现。

出土文献与屈赋“彭咸”探研

屈原赋中屡次提到的"彭咸"是其人生榜样,但自刘向、王逸以来对彭咸已解释不清。借助出土楚文字资料,考证彭咸之"咸"与载籍中彭祖诸名翦、篯、铿音近相通;王逸认为彭咸是投江而死的殷代贤士,此说主要受屈原投江自杀结局的影响而产生的,并非屈原"从彭咸之所居"的本意;《离骚》"彭咸之遗则"在传世文献里没有任何线索。新出文献《清华五·殷高宗问于三寿》托名彭祖与殷高宗武丁对答,阐述"九度"诸如"揆中水衡""振若除慝""均厚遏淫"等重要思想,被称为"先王遗训",实际是法家变法宣言。屈原认为这就是"彭咸之遗则",对其"造为宪令"改革弊政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南,成为其念兹在兹恪守至死的思想准则和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可久隐逸散曲中的“尚陶”情结

元代和魏晋南北朝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怀才不遇的元代文人都很追慕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洒脱超越。元末散曲作家张可久的"尚陶"情结不仅有历史的普遍性,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羡慕陶渊明卸印休官的潇洒和延续着对桃源梦幻的追寻。

略谈元曲家对宫调的选用习惯

元曲家在使用宫调时的习惯具有规律性,创作散曲与剧曲时对宫调的选择又有很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每一位曲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探讨这些问题,正是从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元曲的基础。

试论元散曲中的江湖意象

在元散曲中,涉及自然江湖意象的作品不计其数。"江湖"与元代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再是官僚士大夫"致君尧舜"后的心理调剂,而真正成为了元代文人保全生命、安放心灵的场所。这些描写自然江湖意象的散曲是元代文人自身情感和经验的折射,是特定历史阶段文人精神与性格的写照。在这些描绘江湖意象的散曲中蕴含了元代散曲作家的几种思想倾向,本文试图寻找出这种倾向并作出适当阐明,以此来发掘元散曲中江湖意象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