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洪与赵关系并不融洽,因此他不可能将杀宋计划告赵,加之赵在宋被刺前多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掌管,故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故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近代《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近代《泰晤士报》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中立到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转变。《泰晤士报》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其相关新闻文本带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选择性和主观色彩。《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对革命进程本身以及此间英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

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有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管道,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的顾问有贺长雄,负责袁和有贺之间联系的,在国内是袁的心腹幕僚曾彝进,在日本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根据新发现总统府交涉密档及其它相关记述,袁在开议前曾派有贺回国打探元老态度;谈判陷入僵持后,又派有贺回国运动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袁在交涉过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针锋相对的策略,与他在开议之初便透过手中掌握的有贺致松方正义密函知晓了日方的交涉策略,应有一定关系。为加强与元老联系,袁又接受有贺建议,设立"外友会",秘邀松方访华,并得到后者响应,但最终未能成行。有贺致总统府电文中所谓"秘密一事",及驻日公使馆致外部电文中所谓"密约一条",即指此事而言,而非指袁为实施帝制,与日方另有所谓"密约"以换取后者支持。交涉行将结束时,曾彝进还曾向袁提出过一个不为学界所知的善后密呈。与外交部围绕具体条款同日方讨价还价不同,总统府交涉管道侧重利用日方高层对华政策分歧开展工作,从而对交涉进程和最终结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袁世凯与庚子年山东互保运动

世纪之交,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短短两年时间后,就一跃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了与其对义和团的政策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仿效"东南互保",在山东主持了地方官员同各国领事交涉,达成互相保护共识,并且在清政府与东南督抚间充当了关键的消息传递者,成为双方均倚恃的对象。最终,山东既能避免地方骚乱,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侵扰,成为北方难得的净土,袁世凯功不可没,而其本人也从中锻炼了政治才干,赢得了中外官员的信任,在政坛上渐露锋芒。

陈其美与肇和舰起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 ,陈其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 ,积极策划反袁活动。 1915年 12月 5日 ,陈其美终于领导了肇和舰起义。他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反对袁世凯复辟之第一声 ,云南护国起义之先导 。

论袁世凯设置内蒙古三特别区(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启示

民国初年,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稳定北洋军阀统治,除了加强对内蒙古王公的笼络外,为加强对内蒙古各盟旗的控制,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在北京政府下设立蒙藏事务机构,一是在内蒙古设置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三个特别区组成了内蒙古地方行政机构,对于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意在就三特别区的设置进行一些思考。

孙中山《临时约法》之我见

孙中山在卸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时候，为了达到限制、束缚、架空新总统袁世凯的目的，非常仓促地制定和出台了《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但是，它的制定本身就是违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因而是不合法的；同时，《临时约法》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与孙中山过去所宣传的以及在南京建立的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有太大的差别。孙中山将一个自己并不主张也不打算贯彻执行的“宪法”强加给袁世凯，不仅未能达到限制袁世凯的目的，《临时约法》还成为民初诸多冲突的根源。

民国初年逊清岁费问题初探(1912—1916)

清室逊位后,民国政府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每年付给逊清皇室一笔费用以维持其生计。然而,一方面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其困难,逊清岁费多有拖欠,而逊清皇室开支浩繁,导致其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袁世凯等人又出于维持同逊清皇室友好关系以利用其影响力的需要,竭力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由此导致了民国初年政府在对待逊清岁费问题上言行不一的矛盾现象。

试析袁世凯与接收天津都统衙门

天津都统衙门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为恢复天津城内秩序而设立的临时殖民机构。《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向相关国家提出交还侵占领土的要求,此时刚升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便奉命办理接收天津的相关政务。为顺利接收天津都统衙门,袁世凯除了采用务实的制衡外交外,同时进行行政、军事等方面的准备。袁世凯通过此次接收,巩固了在清廷内部的政治地位,而且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为袁氏北洋军阀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浅析日本在洪宪帝制初期对待帝制的观望态度

洪宪帝制初期,日本并没有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多数政治力量对帝制持反对的态度,但日本主流也没采取措施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是在外交上采取了旁观的政策。这种旁观是表面的、暂时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在当时情况下没有窥破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是其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之外,也和当时国内外时机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当逐渐弄清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再加之当时反袁力量的日益强大,日本逐渐由旁观转向干涉,反对袁世凯称帝。

北洋机器制造局复建研究

天津北洋机器制造局在庚子之变时为八国联军的炮火所毁。津局毁灭、匪患严重和新军编练使得北方军队的军火供应变得匮乏。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以“练兵必先制械”为由,将北洋机器制造局在德州复建。至1904年10月,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复建初步完成。在清末军事改革的背景下,清政府试图将德局在内的各省军械局厂收归中央管理,但德局的管理始终掌握在袁世凯一系手中。复建后的德局主要向北洋军队提供军火,其供应范围包括华北、东北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德局在生产军火的同时储存大量军火,成为极为重要的军火存储机关。

宋教仁遇刺案凶手再讨论

在宋教仁遇刺一案中,凶手多被认为是赵秉钧或袁世凯。但赵秉钧并无企图长保权位之心,又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其与洪述祖的往来书信及密电本也不涉及杀宋事件,故指称赵秉钧为宋案幕后凶手并没有可信证据。袁世凯虽与宋教仁多有政见分歧,但宋并非其竞选总统之最大障碍;袁世凯虽拒绝由黄兴等组织特别法庭调查宋案,但只是想另立由伍廷芳主持、莫理循参加的调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调查;枪手武士英、应夔丞与赵秉钧的死亡,也无直接证据可证明与袁有关,故指称袁世凯为杀宋真凶也嫌证据不足。与追究幕后主使者相比,人们对于宋案中会党头目应夔丞买凶杀人这一不争的事实却关注不够,表明对于宋案真凶的探究还需要拓宽视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与袁世凯的对朝交涉

19世纪80年代,英俄大博弈延伸至东亚,英国为防范俄国南下而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这一时期,朝鲜因不满清朝的控制转而求俄国保护,引发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面对中、朝、英、俄、日各国矛盾的交织,袁世凯在事件发生后,果断改变了废王计划,从背后向朝鲜施压,由朝鲜出面通报俄国,朝鲜请求俄国保护的密函为他人伪造,可以作废,并在英国和日本做出反应之前迅速平息事态,避免了外交局面的恶化。清朝通过该事件得到了俄国不侵占朝鲜土地的口头保证,利用日俄矛盾,转向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

近代《纽约时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初探

近代《纽约时报》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辛亥革命期间,《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中立到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转变。《纽约时报》以美国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其相关新闻文本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选择性和主观色彩。近代《纽约时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对美国公共舆论、革命进程本身以及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奕劻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努力与抉择

作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满族亲贵奕劻,是辛亥政局变动枢纽中之关键人物。在清王朝危机四伏之际,他受命组织责任内阁,却因朝野上下各种政治势力的掣肘、攻击而不得作为。武昌事变后,奕劻力荐袁世凯出山,不料,袁世凯却另有所图。在挽救清王朝命运无望的形势下,奕劻退而求其次,竭力推动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方式,换取优待清室条件,保全清皇室。从其在辛亥鼎革之际的表现来看,奕劻务实而不保守,能够与时俱进,既全心全意维护清皇室,又不完全拒绝共和,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人物。这些在历史表象背后隐藏的诸多细节,实在值得认真发掘并客观地加以评估。

被割裂的“传播”与“沟通”:对清末官方报刊观念的探讨

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式媒体,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清廷的正视,同时囿于官方以集权为中心的认知结构,近代报刊被改造和调试成符合传统理念的模式。袁世凯作为清末政局中首屈一指的官员,兼具新派和保守的双重性,对新式媒体表现出推崇却又十分谨慎的态度,体现出官方对报刊传播工具属性的认可,但对其带来的言论自由异常警惕,尤其是报刊的思想启蒙功能和引导舆论的沟通功能在实践中被官方彻底抛弃。正因为这种观念及其所存在局限性,清廷在与民间言论空间的抗衡中以失败告终。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共识何以达成:清末新政伊始外交改制的分奏、会奏与变通

在清末新政上谕"采西法"的语境下,清廷不少官员提出了诸如设立外交官专途、出使改为实缺、外交官选任和培养等改革洋务性外交体制的奏议。虽然这些看法略有些旧调重弹,但通过地方督抚、驻外公使、翰林、御史等人的分奏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再经光绪帝的朱批认可和外务部的议复变通,已大致形成了一种深具权势的共识,实现了改革议论由"野"到"朝"的重大转变。虽说在改革共识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诉求,其建议也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后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型基本是按此次达成的共识而展开。因而从改革共识的形成到最后的落实,要有"同而能异"的胸襟和力量。

集权意识下的民意认知:民初袁世凯对舆论的理解与应对

不同于清末权臣袁世凯对新闻舆论从内容到理念的钳制,民元后,大总统袁世凯颇有顺应民意、尊重舆论的气度,在几次涉及舆论的新闻事件中,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宽容。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又制定出最严苛的《报纸条例》。袁世凯对舆论民意大起大落的背后,表面上是对社会状况和军政局面的适时应对,是由袁世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所决定;深层次则反应了其对舆论民意的错误理解和过度操控,这种错误最终导致袁世凯陷落于被伪造的民意,走向历史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