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民元袁世凯最高权力获得的合法性探究

辛亥民元之际,袁世凯的身份从清廷权臣转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该转变是在各方“拥袁”的背景下进行的,各方对袁世凯的拥护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清政府对袁世凯的授权以及北洋集团对他的认同,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政治基础;革命党对袁世凯权力的认同和承认,为其提供了革命象征;立宪派对袁世凯的投诚与认同,为其提供了精英基础;列强对袁世凯的帮助与支持,为其提供了国际认同;社会大众对袁世凯的认同与服从,为其提供了民意基础。

晚清修律期间袁世凯与法理派关系探赜

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法理派和礼教派就《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理派主张司法独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并剔除封建礼教,礼教派认为应当维护地方督抚的裁判权、实体法为体诉讼法为用以及“因伦制礼,准理制刑”。袁世凯在此次礼法之争中对法理派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法理派在人数远少于礼教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袁世凯法制改革思想与沈家本相通之处颇多,支持法理派与其对“西学”“西法”的认同密不可分。但是,袁世凯成为法理派的同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担心慈禧去世后对其不满的满洲贵族会借机报复,支持法理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

破坏镇压人民斗争、强化独裁统治、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舆论界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对藏政策方面的评论和介绍或语焉不详,或很少介绍。通过对民国初期传媒材料的梳理并结合各类历史资料,发现袁世凯执政时期,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在中英交涉中,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依据国际惯例,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各类条约;调整政府机构,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袁世凯在处理边疆西藏危机时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使萌芽中的"现代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占有一定的主动性。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他对我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其表现有四 :对外理性抗争 ,进行利权回收 ;倡国货、拒洋货 ;引进外资 ;引进、推广机器 ,发展工业 ,扶持民族资本工业。

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从袁驻朝鲜起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袁世凯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二十一条>的交涉,不是袁对日妥协的产物,而是日本推翻袁世凯的重要步骤.袁对<二十一条>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日本排挤、打击袁世凯,则是袁仇日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郭之全与袁世凯交往疏证

郭之全先后在清末中央和地方任职,与袁世凯有一定来往,并加入他的幕府。从《信阳郭氏族谱》和《重修信阳县志》挖掘史料,辅以其它资料,疏证郭之全与袁世凯的交往,钩稽几近湮没的史实,揭示他们交往在近代的影响。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与实业教育

晚清新政之时,袁世凯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为清末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主张"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领导学部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要求农务局在各地劝办农会,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行农学刊物,翻译农学教科书,举办农产品评审会,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倡导"自谋其生"的教育观,将"实科"、"实学"、"实益"落实在"谋生"理念之上。

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研究的日渐萧条而颇显岑寂。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关内外铁路的收还为例,作为督办回收大臣,袁世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英、俄谈判回收事宜,最终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并顺利完成了接收。此路的谈判回收与之后的良好经营不仅使袁世凯声誉日隆,且为其在清末政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汤化龙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辛亥首义后,汤化龙与武昌首义党人短暂合作之后旋即分道扬镳。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人的需要极力拉拢汤化龙,而汤迫于时势也最终走上了与袁氏的合作之路。汤氏此举,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谋求权势等个人利益的考虑,应该看到其合作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动因和社会背景。"保持国家重心力"、"以秩序求进步"是汤化龙拥袁的内在思想动因,依靠袁世凯对抗国民党的同时逐步引导其步入宪政轨道,从而实现政党政治追求,是其拥袁的目的所在。熟料袁世凯联汤则是为了对抗国民党,登上权力的顶峰,并没有沿着汤化龙为之设计的宪政轨道走下去。这就注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斗争。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本质的逐渐暴露,汤化龙与袁氏的矛盾逐步激化至最大化,终于抛弃了全部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之路,并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反袁工作,有力地捍卫了民初共和。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实践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行使直隶总督之权责,大力执行各项新政。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师资队伍,袁世凯大力倡办师范教育,自此,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且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本文主要探讨了袁世凯兴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和意义。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袁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在清末法制改革中,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上书请求变革法律,积极推荐修法人才,并参与新法内容的讨论;他极力主张多渠道地造就和选用法律人才;他利用直隶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将法制改革的许多措施在直隶施行,对推动当时中国封建法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袁世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

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教育变革中,袁世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倡办新式学堂,主张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派遣留学生,聘用日本教习或顾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