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文本生成及文学观之演进

《艺苑卮言》呈现出的是王世贞早年的文学思想,随著随刊,有多个版本,卷数不一,成书过程复杂,王世贞曾多次修改,晚年自悔少作,认为《艺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书",并因书中"戏学《世说》""是古非今"而自悔。一方面是王世贞悔其少作,另一方面《艺苑卮言》又多次刊印。当"文本主旨"与作者新"意图"发生矛盾时,作者新"意图"对读者的接受并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王世贞晚年对《艺苑卮言》的否定也产生了其早、晚年作品孰优孰劣之争。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之际诗风转换

由王朝中枢直接出面直接干预诗歌创作 ,是清代诗歌史的特殊现象 ,这一点造就了清代中前期诗歌台阁风气一统天下的畸形发展状态 ,造就了王士“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交替成为康熙朝至乾隆朝前期诗坛主导风气的现象。直到乾嘉之际 ,随着时势的变化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人的冲击 。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王世贞主“剂”之文学思想探析

王世贞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剂"的文学概念,强调格调之剂、古今之剂、文质之剂、文体之剂等等,力图使各种行文要素最终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从而创作出彬彬之作。王世贞并将"剂"的理念运用到对他人作品的评论之中,因而他在对屈原的创作表示极大肯定的同时,对他在行文中所体现的怨气又表示不满。

“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启示

元好问与王士禛所作的论诗绝句组诗,都是论诗绝句发展史的关键性作品之一。对元、王二人论诗绝句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二人不同的诗学主张,以及相同的诗学内涵:他们都针对时代文风的弊端指出另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又都对论诗绝句体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二人论诗绝句均以唐诗为典范,元好问侧重“诚”“雅”之论,王士禛则秉持“神韵”主张,并分别体现出“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的诗学批评特质。同时,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中的“诗史研究法”又不宥于历史与历时,包容差异和对立,对当下传统文化的建设亦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对明清论诗影响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金元二朝无闻于士林,入明始受瞿佑注意,方孝孺、徐祯卿、都穆、许学夷等相继关注并有论评,可惜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欠缺全面及深入,对诗坛并未构成影响力,更谈不上推动论诗风气。清初,钱谦益及王士祯,亡国情怀与遗山合,前者仿遗山《中州集》撰《列朝诗集》,后者位高权重,仿遗山作论诗绝句,影响所及,士子跟风。连科场考试题目也曾一度涉及遗山,故此遗山诗文大受士林重视,影响深远。清代论诗之风,澎湃汹涌,终至泛滥。士人作论诗绝句,动辙数十首或过百首,有些诗题盲目加上'仿遗山体'或'遗山体',但内容却全与遗山无涉,甚而扩展至论画、论词、论印、论曲、论泉、论钞、论藏书等。清代学者研究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著者有查慎行、翁方纲、施国祁、宗廷辅。不过,成果颇多争议,尤以翁方纲为甚。其可取者,以施国祁及宗廷辅为优。

清诗丛考——以全祖望、袁枚、黄遵宪等为中心

今人整理的《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在标点方面存在个别疏忽。袁枚《随园诗话》论及王士祯,误将陈维崧诗当作宋琬诗。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句,在清代其前曾有过不少直接和间接的出处。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察,或予以订正。

陈焯《宋元诗会》的编纂特点及其评价

陈焯《宋元诗会》编纂体例承近效钱谦益《列朝诗集》,远仿元好问《中州集》。其特点是以诗存史,表现在排序以帝王为先,收罗范围广备,诗人小传详备精致。王士禛对《宋元诗会》评价不置一辞,实际评价不高,多由其编纂体例所致。

明代淮、扬二府盐业制度考论

明代淮、扬二府之盐法经历过多次变动:初行户口食盐法,至晚到成化初年户口食盐已经停派,各州县佥派铺户至淮、仪二所拆买单盐。但由此带来单盐价高,销量欠佳,苦累铺户赔补。为此,隆庆二年庞尚鹏曾一度革除二府官引,后二府食盐政策频繁变动,略显混乱,直到万历十五年方才重新订立二府"食盐"规制,但官引依旧难销。万历后期,袁世振于淮、扬建立起迥异于纲盐法的"食盐"运销体系,试图挽回市场,亦无显著成效。二府官引长期滞销,皆因其地私盐易得且价廉,官私之价格差致使官盐缺乏市场竞争力。尽管如此,明代政府并未放弃二府的官盐销售,其目的除稳固引岸以增加额课外,更多地是通过维系官盐销售,将淮、扬当作缓冲地带,防止私盐藉此透漏,冲击其他引岸,其根本仍在维系官盐市场稳定以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

《艺苑卮言》的实用理性精神探究

《艺苑卮言》是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专著,典型地体现了其以中和心理为基础,通过直观把握、直觉感悟和以理节情的思维、实践方式,注重主体,追求理想人格,注重现实和实践,具有鲜明的史学意识的实用理性精神。王世贞的理论思想上承七子,下启性灵,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作为其精神主导的实用理性,既兼顾了有用性,又具有诗性调节机制,显示出中国实用理性对西方实践理性、王世贞的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双重超越。

论王维五绝“愈小而大”之妙——以王世贞《艺苑卮言》为中心

王维五绝被尊为"盛唐正宗"与"盛唐绝唱",其五绝在法度上追求字法、句法与篇法的精妙,在声色上追求"有声有色"之境,不仅展现出"法极无迹"的自然之美,而且还使短小的诗歌蕴含丰富的情感内容与包罗多彩的大千世界,发挥极大的诗歌功能。王世贞于《艺苑卮言》中指出五言绝句颇具"愈小而大"之妙,而王维五绝恰是彰显五绝"愈小而大"之妙的典范。

《艺苑卮言》“书法附录”撰写年代考辨

《艺苑卮言》"书法附录",是研究王世贞书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学界对其撰写的年代缺乏足够的关注,以致不能深入考察王世贞书学思想的形成及其艺术语境的关系。本文从版本学和鉴藏史出发,认为"书法附录"撰写过程与《艺苑卮言》"附录""别录"、《宛委馀编》的编撰密切相关,当在隆庆六年(1572)以后逐渐从"别卷"中独立出来,且主要撰写于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三年(1575),此时王世贞在吴门文化群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投身书画以及鉴藏的意识也在增强。

清代汉族士人认同的发展与清诗转变的关键——从王士禛“神韵”诗到袁枚“性灵”诗

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最后总结期,清诗特色的形成得益于康熙朝王士禛"神韵诗"的创立和乾隆朝袁枚"性灵说"的张扬,而这两次诗风的转变跟清廷统治者建设满、汉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