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由《论诗绝句三十首》看元好问对江西诗派的批评

元好问在《论诗》中比较中肯地品评自汉魏迄于宋代的众多诗人流派及其作品。对于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元好问是将他与江西诗派区别对待的,认为他既有功于宋诗的开创,但也开了宋诗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端。对于江西诗派的一味摹拟,元好问给予尖锐的批评,并指出了他们不能面对现实的要害。在向古人学习的问题上,元好问之论较好的解决了借鉴古人与观照现实的关系问题。他的诗学主张,对诗歌创作很有指导意义。

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创作背景与今典考证

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十分重视对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及诗中所用今典等当代事实的考证。任渊利用自己离黄庭坚生活时代较近、并且曾跟从黄庭坚学诗的优势,对黄诗的创作背景及今典采用了内证与外证两种考证方式,内证所用材料包括黄庭坚自注、黄庭坚诗文、黄庭坚手迹与题跋等;外证的材料包括黄庭坚友人的诗文、官方所编实录、墓志、行状、世谱、野史、诗话等。通过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任渊详尽准确地解题并释今典,为阐发黄诗之意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新出唐《元庭坚墓志》与《韵英》作者考

《元庭坚墓志》揭示出志主元魏后裔、联姻名门的士族身份及清高简淡的文士风范。志文提及其以学精训诂而供奉翰林、编撰图书、婉拒伪职的特殊经历,是丰富翰林待诏制度、探讨《韵英》撰者及成书背景、反映安史之乱长安官员态度的珍贵史料。

欧阳修等在湘活动及对沅湘文学的影响

北宋时期,欧阳修、秦观、黄庭坚等相继来湘,他们与湘籍人士诗文唱和,对沅湘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兰花起源考

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但对屈原时代所说“兰”是否即是或包括后来人们所说兰花,宋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未能圆满解决。屈原所说“兰”乃菊科泽兰属植物,汉以来称作“兰草”,与同类蕙草等统归“香草”,以鲜明的药用、香用价值著称。而今所言兰花为兰科兰属春兰、蕙兰等观赏植物,始见于北宋中叶,所谓《楚辞》与唐五代作品已有兰花的信息均不可靠。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祁《益州方物略记》所载石蝉花是最早的兰花信息。宋神宗元丰(1078—1085)以来,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与苏辙、吕大防、黄庭坚等人诗文作品陆续记载和吟咏兰花,主要见于巴蜀、荆湘、江南以及中原洛阳等地。至北宋末年,兰花已广为人知。兰花与古之兰草同为草本而具芳香气息,出现之初多见于澧州(治今湖南常德澧县)、鼎州(治今湖南常德)、江陵(治今湖北荆州)等楚国核心地区,生长又多见于山野幽谷之地,与《楚辞》所言“沅有芷兮澧有兰”“幽兰”等说法多有对应与契合。而此时传统兰草的生活应用衰落,人们日常接触较少,认识模糊,花卉种植欣赏的兴趣却明显高涨。因而新出兰花得以直接袭用“兰”名而喧宾夺主,完成了从实用香草到观赏兰花的形象转换,并直接承袭古兰“香草”的“比德”功能和文化意义,迅速上升为与梅菊、松竹等齐名比肩的传统名花。

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

从任渊代表性名著《山谷诗集注》,可见其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见解。任渊注山谷诗是有研究心得的,他不仅解释字面意义,寻求出处,而且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作品的编年考证,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探究主旨,阐释诗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

师法与超越:从王安石到黄庭坚——以任渊《山谷诗集注》为中心

黄庭坚与苏轼一直以“苏黄”并称,但黄庭坚与苏轼的诗文创作理念多有不同,反而与王安石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山谷诗集注》中,任渊以宋人注宋诗的视角关注了黄庭坚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王、黄二人都强调诗歌创作技巧,注重使事用典而诗风峭劲。无论是品性学识,还是诗歌创作技巧,王安石都对黄庭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师法到超越,其师承关系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