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澳港纪行诗的文学与文化新变

魏源为修订《海国图志》收集资料而作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之游,留下了《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香港岛观海市歌》。这两首诗比较真实、客观地描述了“夷”人生活的富足与文化的优雅,表现出全新的文化立场,是《海国图志》杰出的“副产品”。魏源借鉴游仙诗传统,采用政治隐喻的方式,表达其深沉的政治关怀,开近代海外游记之先声。这种文学实践源自魏源的政治革新立场、今文经的学术思路和强调“比兴”寄托的文学观念。这两首《歌》的创新性实践是梁启超、黄遵宪后来发动“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界革命”之先声。

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十九世纪中期东亚书籍环流与阅读接受——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例

魏源《海国图志》是继林则徐《四洲志》后,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理类著作。魏源分别于1842年撰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增扩为60卷,1852年又增补为100卷。该书首次于1845年由权大肯经陆路带回朝鲜,1851年由中国商船亥二号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翻刻本因简明易读又回流至朝鲜,同时日本再版的热潮又影响了中国对此书价值的重新认知。文章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海国图志》在19世纪中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有限传播、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武士的阅读接受、朝鲜实学派两班官员及中人的辗转传阅,并论述阅读活动对所在国进步思潮造成的影响。

《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深闳的改制理想——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诠释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论魏禧骚体赋《括囊》《献岁》

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魏禧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骚体赋有《括囊》《献岁》二赋,具有一定价值。论文以魏禧的两篇骚体赋为中心,以文本细读法对其文章内容、文体及表现手法展开具体分析。魏禧骚体赋《括囊》所蕴含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直道难行之怨怼悲凉,《献岁》主要表现为面对世道不公的反诘发问。魏禧骚体赋在内容上继承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文体方面表现为对屈原辞赋的一脉相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魏禧骚体赋祖述屈原爱国思想及辞赋写作的同时,其精擅古文的创作经历亦对其骚体赋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表现出与古为新的创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

论王维和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

屈原崇高峻洁的人格品质和卓绝一世的文学成就对我国历代士人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王维、孟浩然深切同情屈子的不幸遭际,秉承了屈原忠洁、孤傲的高尚品质,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方面皆汲取屈骚营养,尤其是在山水诗中体现出了他们对屈骚幽寂阒寂意境的继承与发展。

魏源的编辑思想及当代启示

魏源是清末首屈一指的儒家经学思想家,也是颇有影响的图书编辑家。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验认识,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备、具有鲜明特点的编辑理论。他奉行经世致用的编辑宗旨,采用广选精审的编辑手法,编辑理念灵活创新。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魏源编辑思想中的精华仍值得新闻编辑和图书编辑借鉴和传承。

魏源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借鉴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代表,魏源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内忧外患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据义求利”的义利观、“俭奢有度”的消费观、“利商”“利民”的价值观等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开辟了新方向,而且对于今天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语图视阈下的元代《辋川图》题咏

元代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的有关王维《辋川图》的专论、序跋、题记和题画诗等,广泛讨论了该图的艺术价值及其所蕴含的文人品节、“高人”风范、佛禅思想、雅趣清致、语图关系等。元人称述《辋川图》几为穷高树表之作,对其笔法技巧、布局结构乃至气度神韵的总结和讨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甚于唐宋,可证该图画史地位和经典意义的真正确立不在唐宋,而在元代;从诗画一体、语图互融角度评述《辋川图》,亦始盛于元代。而基于德艺关系的《辋川图》论争、对《辋川图》情趣意绪的多重解读等,又与风行于有元一代的复古思潮、文人画观念的流行、易代之际对文人品节的高度敏感和特别关注等因素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和深刻的人文意义。

魏源“藏富于民”思想探论

魏源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受家庭环境影响和时代变化刺激,魏源在经世实践中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思想。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内涵丰富,他主张藏富于农、藏富于商、藏富于工。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藏富于民”思想,合理借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藏富于民”理念,综合吸收了其师友及清朝官员的“藏富于民”观念。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这一思想仍然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法必本于人:魏源法理学的核心命题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包含了一种近代性的法理学。魏源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是“法必本于人”,这个法理命题可以从两个环节来把握:其一,立法必本于人,即法的创立应当本于人,以保障制定出来的法既符合不同类型的人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不同时代的人的实际需要。其二,行法必本于人,即法的运行应当本于人,法的运行关键在于“得行法之人”,应当立足于“德才”与“简易”两种标准选取合格的行法之人,在遴选行法之人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君的积极性,更要发挥民的能动性。这些关于法与人以及立法与人、行法与人的法理论述,彰显了魏源法理学的近代性。

经以致用:魏源经学观中的经世倾向

魏源经学观继承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既通过诠解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凸显圣人与经典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又通过对六经治政内涵的发掘,来贯彻“通经致用”的思想传统。同时,魏源又非全然以经学来诠释其治政思想,而是以经学系统中核心的求实、致用、博通等观念为学,由此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借此达成其经世目的。

“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新见北魏元泰墓志的士族化书写

洛阳新出北魏元泰墓志形制规整、刻工精湛,堪称魏碑经典,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志主元泰,正史有传,他出身拓跋皇宗,贵为皇孙王子,在士族阀阅序列中居于“膏腴”等级的最上层,享有庶姓臣僚无法企及的超品乡品。关于其仕宦履历,墓志记载较史书更详,可补其缺漏。联系当时的仕进制度,可以准确定位其身份等级。皇族是北魏洛阳时代士族化运动的主力,是引领社会时尚风潮的先锋,自然成为改革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结合北朝门阀社会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揭示墓志士族化书写的时代内涵。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蒲元胃康对大鼠应激性胃溃疡和胃排空的影响

目的观察蒲元胃康对大鼠应激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及对正常大鼠胃排空的影响。方法23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蒲元胃康组及枸橼酸铋钾(BPC)组。对照组以2 mL自来水灌胃,蒲元胃康组以2 g/kg蒲元胃康灌胃,BPC组以0.3 g/kg的BPC灌胃。动物服药7 d后采用束缚水浸法制备应激性胃溃疡模型。病变严重程度由溃疡指数估计。胃排空实验中,24只大鼠分为3组,每组8只大鼠。对照组和蒲元胃康组处理同前,胃复安组按10 mg/kg剂量灌胃7 d。动物末次给药1 h后用0.5 g/L酚红液(每只1.6 mL)灌胃,15 min后断头处死,计算酚红排空率。结果蒲元胃康及BPC组大鼠溃疡指数均明显小于对照组(F=9.617,q=6.188、3.651,P<0.001、0.05)。蒲元胃康及胃复安组酚红排空率较对照组明显提高(F=5.500,q=3.595、4.407,P<0.05)。结论蒲元胃康对应激性胃溃疡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并能促进胃排空,这可能是它临床治疗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药理学基础。

蒲元胃康胶囊对体外培养幽门螺旋杆菌的影响

①目的观察蒲元胃康胶囊煎煮液对体外培养幽门螺旋杆菌及小鼠小肠推进功能、自主活动的影响。②方法向幽门螺旋杆菌培养液中加入灭菌蒲元胃康胶囊煎煮液，培养４８ｈ，观察最低抑菌和最低杀菌浓度；用０．６，１．２，２．４ｇ／ｋｇ体质量蒲元胃康胶囊和６ｇ／ｋｇ体质量胃苏冲剂给小鼠灌胃，连用７ｄ．观察小鼠小肠炭末推进百分率；以同样剂量和给药方法，观察蒲元胃康胶囊对小鼠二甲苯性耳肿胀、醋酸性化学致痛及自主活动的影响。③结果蒲元胃康煎煮液对体外培养幽门螺旋杆菌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为１∶５１２，最低杀菌浓度（ＭＢＣ）为１∶５１２，蒲元胃康胶囊能明显增加小鼠小肠炭末推进百分率，并且具有镇痛和明显降低小鼠自主活动次数的作用。④结论蒲元胃康胶囊煎煮液对体外培养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和杀灭作用，同时有提高小肠推进功能和镇痛。

蒲元胃康胶囊治疗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效果

目的观察蒲元胃康胶囊对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治疗效果。②方法选择４２０例上消化道疾病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１００例慢性胃炎病人（双盲组）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４４例服安慰剂，治疗组５６例和开放组３２０例（慢性胃炎２６４例，胃溃疡１９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３７例）均给予蒲元胃康胶囊治疗。③结果治疗组和开放组中大部分病人服药３～１２ｄ后症状有不同程度减轻，７～２０ｄ大部分症状消失；该两组病人的症状、影像学或病理学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Ｈｃ＝１３．９５～６１．６６，Ｐ＜０．０１），仅有少数病人出现恶心和大便稍干结等不良反应。④结论蒲元胃康胶囊是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理想中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