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兴观群怨”乐教观与当代音乐教育“立德树人”思想观之汇通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论断既代表了孔子对诗歌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认知,也蕴含着对音乐教育的教化之道。孔子希望弟子们可以通过学《诗》,由“诗”领会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并以之践行,实现真正意义上“为己而学”的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兴观群怨”的教育思想也是他乐教观的反映。现代社会的音乐教育需重视个体情感的培养,引导学生理解音乐背后蕴含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同时也应注重集体合作和社会责任的培养。在音乐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当下,我们需要结合中国传统乐教思想,探讨孔子“兴观群怨”理念与当代音乐教育立德树人理念对于“育人”与“树人”的汇通之处,将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与现代音乐教育理念相融合,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袁宏道“性灵说”之佛学渊源

袁宏道参禅习佛,受佛学思想影响极深。禅宗“物格”公案是袁宏道由“外参”到“内悟”的重要契机,这对其“性灵说”有着深刻启示。在文学发生方面,有得于禅宗心性论,袁宏道强调主体心性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创作主体自由抒发真情真性;在心物关系方面,受永明延寿“一心统万法”思想影响,袁宏道提出“以心摄境”。佛学思想对袁宏道“性灵”思想的形成多有沾溉。

“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厘清“兴观群怨”的内涵,结合《论语》及孔子“兴观群怨”的教学实践,探索“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诵读点拨,感知内容;观字析句,体察风貌;合作探究,把握情感;辩证思考,质疑权威。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袁编《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几个问题

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教育部推荐的高校文科教材 ,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本书有许多优点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肯定其优点 ,同时 ,就其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一些问题 ,与之商榷。

《元朝秘史》中“行”的用法分析

文章对“直译体”代表作《元朝秘史》译文中作为语法化后位成分“行”表示方位处所和表示受事、对象的两种特殊用法进行了分析 ,并以此为一力证探讨了汉语青海方言与蒙古语的关系。初步结论为 :蒙古语的影响渗透是现代青海方言语法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性灵·佛教·山水──南朝文学的新考察

本文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只将“性灵说”的焦点放在钟嵘身上不同，认为“性灵说”在整个南朝已初具规模并渐成思潮。它继承了前代的“缘情说”，由于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促使南朝“性灵说”超越对世间常态情感的执着，而走向对心灵及精神世界的探索。南朝的山水传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并开拓了以追求神韵灵趣为特征的新的诗歌美学境界。

袁灿兴治疗痿证经验撷英

痿证是指肢体筋脉迟缓、手足萎软无力、运动不利,甚至瘫痪、日久患肢肌肉萎缩的一种病症。现代医学的重症肌无力、肌营养不良症、运动神经元病、脑瘫、多发性神经炎以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并发软瘫的后遗症等可从中医"痿证"角度论治。袁灿兴教授对痿证的辨证论治具有丰富的经验,重视脾肾在痿证发病中的作用,注重补益脾肾,善用虫类药,疗效较好。

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

阮元是清代中叶的汉学领袖,但在理学上,他也有卓越成就。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他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分析求文字本义,对理学核心范畴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李翱把“性”“情”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破除情之蔽,才能恢复“本性清明”,这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不能作为发展儒家义理的依据。阮元的理学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某些结论可能有一偏之失,但就整体而言,可为义理之学开出一片新天地,是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乐舞一体是文学发生时期的重要特征。《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乐论,系统地阐释了音乐的发生,音乐的作用及美学境界诸问题,其关于音乐的重要观点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对《乐记》的影响尤为深刻。

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平政院审理庙产纠纷评析——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依据的考察

清末民初兴起了一股"庙产兴学"之风,大批寺庙财产被政府提充作办学之用,极大地损害了寺庙权益,因未有专门的审判机关审理此类案件,以救济寺庙的权益,致使此类纠纷累积下来并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民国成立之初,设立平政院作为处理行政处分纠纷案件的审理机关。平政院在存续的十几年内审理了19起有关寺庙的行政处分案件,主要包括庙产管理纠纷、庙产办学纠纷和寺庵人事纠纷三类,这些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民初法治思潮的兴起、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和清末以来持续施行庙产兴学政策的刺激。同时,这些纠纷的产生和审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状况。

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

在当代众多的陶渊明研究中,袁行霈先生可谓成果丰硕,自成一家。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层面对陶渊明做了较全面的评价,提出了陶渊明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哲人的观点;二是对陶诗思想内容的考察提出了五大主题说;三是对陶渊明生平系年及陶集校注的考证研究成果卓著;四是在陶诗源流问题上辨清了钟嵘《诗品》"源出于应璩"的疑案。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特色鲜明,如扎实的考证功底和详实可信的资料积累,对文本的悉心研读和独到的艺术见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结合、艺术鉴赏和哲学思考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将对后学者以深刻的启迪。

论汉晋宫怨文学情感主题的建构

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怨歌行》《自悼赋》以及左贵嫔《离思赋》四篇汉晋宫怨诗赋,向人们昭示了古代宫廷女性,尤其是宫妃几难避免的生命悲剧。四篇诗赋在古代宫怨文学的建构中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形成望幸、忧宠、自悼、思亲四个情感主题,在中国宫怨文学情感与主题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奠基作用和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