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辨析

《唐文粹》与《文苑英华》均为编纂于北宋初年的文学总集,后人往往以为《唐文粹》是"铨择"《文苑英华》而成。从两书的编纂时间、过程,编辑体例及入选作品,文字校勘等三个方面证明《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之说是一种误解,说明《唐文粹》在后人收集和整理唐代文学和校勘诗文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文选》分文体为三十八类说辨正——《〈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二

《文选》分体既非三十七类,更不可能是三十八类,而只能是三十九类。对证明《文选》分类起关键作用者有二:《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形与《文选序》所说的"各以时代相次";相关版本上之标示。陈景云诸名家因未能就整体来考察部分,故虽知"移"而未能识"难"。《文苑英华》及《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如何,这对研究《文选》原分多少体无实质性意义;据天津艺术博物馆与日本永青文库分别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之"解",无法证明"难"非《文选》之一体。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诸病源候论》中“导引法”的时代价值探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等研究《诸病源候论》中"导引法"的特征及时代价值。《诸病源候论》中的"导引法"意、气、神、形兼修,对人的身心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对疾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是当今社会一种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理想方法,故对书中"导引法"的疗效及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具体深入研究。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的校勘

周必大为南宋时期私家刻书的楷模。由于他的文集《文忠集》中记载其校勘思想及方法的文字不多,故而以往学者在论及其校勘学成就时,多未能深入论述。《文苑英华》为周必大校勘之代表作品,笔者通过对周本《文苑英华》中周必大等人所做校勘记等进行研究,得以整理出周氏部分校勘思想及方法,期望以此有裨于周必大研究乃至整个南宋文献学研究。

“玉山文人”心态研究——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

"玉山文人"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大的雅集群体,把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演绎到了极致。但文人身处动荡的鼎革之际,"旁观者心态"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旷达"与"颓废"的统一、"纵欲"与"恐惧"的统一、"悲哀"与"忆旧"的统一。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可以看出"玉山文人"整体的心态演变,以及在某一阶段心态的主导特点。

“冤案”而非“疑案”:与清末民初藏局相关的钟颖死刑案之分析

1915年3月钟颖被北洋政府判处死刑,钟之被抓捕在1914年10月,起因为湖南人罗春驭上书大总统袁世凯诉其父罗长裿在藏为钟氏所害。钟颖曾为清末入藏川军之统领,后任民国西藏办事长官,他在清末民初藏局演变中的表现可谓言人人殊。钟颖被处死刑看起来理由充分,实则仔细考辨分析,他的死刑"冤案"的成分更大。袁世凯及中央政府对钟颖案的处置,既可打造其对藏事高度负责、为忠良伸冤的正面形象,还可释放对西藏地方统治者的所谓"和解"诚意,同时将西姆拉会议后藏局不利归于历史原因,实则可达一箭多雕的效果。

关于中医气学理论结构中的几个问题

对中医气学理论结构中的几个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人体之气的最高层次是一身之气，而非元气;正气是一身之气与邪气相对时的称谓;营卫二气应按其分布部位、构成成分和相应功能确定内涵;脏腑之气由脏腑之精所化生，由一身之气按不同的成分比分化到不同的部位所构成，因而具有相对特异的运动趋向和功能。

Delphi与Matlab混合编程方法研究

针对已有的Delphi与Matlab的混合编程方法,提出了使得Delphi编制的应用软件充分利用Matlab的强大运算功能并脱离Matlab环境独立运行的新方法;最后以企业经济效益评估系统的实现证明了本文的方法实用可行。

《越人献驯象赋》是否为杜甫所作考辨

《越人献驯象赋》在《文苑英华》中作者阙名,但紧列于杜甫《天狗赋》后,引发后世对该赋是否为杜甫所作的争论。学界有人认为,《文苑英华》中“阙名”绝不是作者同前。通过考察其编纂体例发现,《文苑英华》中的阙名之作,其作者亦存在同前之可能,而将阙名视为作者同前是目前学界的主要倾向。而据《册府元龟》可知此题为开元二十四年的进士考试题目,杜甫恰好参加了此次考试,说明他必作过同题之赋,故《越人献驯象赋》为杜甫之作的可能性极大。

“精确”与“模糊”的辩证法——论袁鹰儿童诗的语言政治

袁鹰儿童诗语言具有“精确性”与“模糊性”两个特点。在国家文学体制的框架下,袁鹰运用语言的精确性以保障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输。然而,一旦政治与文学的权重失衡,势必会遮蔽儿童文学“儿童的”与“文学的”的双重特性。袁鹰接续了“五四”儿童文学倡导的“儿童本位”儿童文学观,以模糊语言方式达至“为儿童”的目标。由此,袁鹰儿童诗没有完全异化为政治的副本,其借助融合“精确”与“模糊”的语言策略,在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时,并未失却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在表述政治图景与彰显文学特性的对位中,袁鹰儿童诗溢出了既定的框架,形构了育化社会主义新人的语言新传统。

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为亚热带半湿润气候,水草丰茂,有不同于现今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繁殖地和栖息地。殷墟发掘出的野生动物骨骼,大多数是今天在中原灭绝而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尚生存的生物物种。甲骨田猎卜辞中经常有猎获大量野生动物的占卜纪录,其中以鹿类动物为最多,而犀、象、虎、彘也非常多见。大量证据表明,犀、象等野生动物是土著动物,不是如有些学者说的从外地迁运而来的。到了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大量野生动物绝迹甚至它迁。

《文明判集残卷》新探

对《文明判集残卷》产生的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中叶。本文还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出《文明判集残卷》实为唐代铨选考试之参考书,并指出该书对研究唐代判文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法苑珠林·感应缘》中相关鬼条目的材料来源分析

作为一部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类书,《法苑珠林》在其"感应缘"中运用了大量材料来印证佛经中的相关理论。具体到佛经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鬼",《法苑珠林.感应缘》共编辑了约二百四十则条目,这些相关鬼的内容在来源上,既有固有材料的引用,亦有编者自己的撰写;在形式上,既有言论,又有故事。

顾氏家族与玉山雅集

玉山雅集是元末东南文坛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东道主顾瑛是雅集的核心,其作用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其家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顾氏为昆山望族,有为雅集提供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的充足能力。族人中不乏风雅之士,他们的积极配合、参与促进了雅集的繁荣,扩大了雅集的影响。正是顾瑛背后庞大家族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使得玉山雅集能够顺利开展并在长时段内延续。

袁昌英笔下的女性形象——立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管窥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长期在教会和英法学校学习的湖南作家袁昌英 ,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生交汇着欧、亚文化的思潮。从其戏剧作品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再塑造中 ,我们可以探究出袁昌英是如何把中国与西方文化及文艺相融合 。

净影寺慧远著述考

净影寺慧远被中国古代佛教界尊为“隋代三大师”之一，著作宏富，影响深广。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慧远的著作，首次考定《敦煌宝藏》所载Ｐ．２１４１号写本残卷乃是其传本《地持论义记》的一部分；更为细密地论证了其《大乘起信论义疏》的真实性；具体地推定了慧远首次著述的时间和《大般涅■经义记》的成书情况；同时亦简要论述了慧远对智■、吉藏、元晓、智俨、法藏等重要佛学家的影响。对于慧远的研究，这都是切实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