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稹五过百牢关之情感迁变

元和四年到元和十二年期间元稹五次行经百牢关,在行经百牢关这一时期积郁于胸中的情感得以抒发,以百牢关为节点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时期元稹诗歌情感的迁变。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时元稹的诗歌情感体现为仕途得意时的欢畅,元和五年到元和十年经历接连被贬之后诗歌情感逐渐转变为经历宦海沉浮后的幽怨,直至元和十二年再一次行经故地时回首九年间的经历,巨大的落差与变故使其诗歌中流露出对于人生无常的悲叹。

元稹商於古道行迹及相关诗歌的多维书写

元稹一生三次经过商於古道并有诗纪行。其商於诗作中既有蓝田、蓝桥驿等人文地理意象,也涉及秦岭、辋川等自然地理意象。这些诗作可以呈现诗人古道羁旅的行迹路线,勾勒出古道地理概貌;展现诗人记录景致、吟咏四皓、题壁留诗和寄诗酬赠等丰富的诗歌活动;反映出诗人达观的人生心态、昂扬的政治热情、寄情怀人的思念关切和面对年华流逝与物是人非的人生之悲。其行迹及诗作皆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论元稹与白居易佛教接受之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笃信佛教的典型诗人,接受和学习佛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由于他们与佛教接触的渊源相异和个性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佛教接受在功利观和生命意识方面也有所不同.相较之下,元稹苦苦执迷于功名但却可以看淡生死;白居易可以洒脱对待功名富贵,视其为浮云,却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难以超脱生死所赋予的厚重枷锁.

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中女性形象透视——结合唐代士大夫婚姻观念展开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代表了他诗歌的重要成就,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唐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艳诗中的女子形象与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是两类相异的女子形象,寄托作者不同的感情,甚至二难选择,体现出元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唐代士大夫的婚姻观念。他们在婚姻、爱情与仕宦的漩涡中痛苦挣扎,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能寄托于诗歌创作中:对妻子永恒与对情人永恒和满足之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完美地保持了平衡。

元稹诗三议

本文是对元稹诗歌创作、文集流布、道德评价等问题的全面论述,既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我们自己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论刘禹锡与元稹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黄金岁月是贬居江湘时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色定位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依然不时藉诗鸿寄托闻声思念之情。尽管后来穷达有别、荣枯异路,且元稹饱受非议,刘禹锡却始终感念旧情,在微讽的同时不废友谊,并为其早逝一掬伤心之泪。

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评《新编元稹集》

201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元稹集》,有学者对之评价甚高,但翻检该书之后,却发现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谨严",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而且,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之处触目皆是。

从元稹、白居易艳诗看中唐诗歌的写实倾向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诗文作品,分析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诗集中的大量艳诗,意在探索文学创作与作家生活、审美观念、时代风气等方面的关系,研究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作为当今文学之借鉴。分析认为,元稹、白居易的艳诗或铺陈情爱细节,或对歌妓戏谑调笑,或表现悲欢离合的艳情感受,多与其艳情及狎妓经历相关。这反映出中唐诗歌强烈的主体化倾向和写实色彩,同时这种主体化倾向、写实色彩与其诗歌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理想与现实:中唐文学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以韩愈、白居易、元稹为例

中唐社会变动时期,许多士大夫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以恢复唐代经济,韩愈、白居易和元稹是其中三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重视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农业经济,并且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经济贫困的方法和措施。不过由于仕途与思想旨趣各不相同,三人对农民关切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韩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关注农业经济的贫困;白居易期盼圣人政治的到来,提出的措施过于理想化;以达到贞观、开元之治为目的元稹,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入全面,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措施。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试论元稹的文学思想——以《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为中心

元稹是中唐重要的诗人兼诗学批评家,他在新乐府创作、文体改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在乐府诗歌理论和复古诗学理论建设方面有重要建树。尽管对李白的评价有失偏颇,但对杜甫的评论却具有真理性,为杜甫诗歌经典地位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代影响深远。元稹的文学思想全面细致准确,其核心观念是要求文学具有积极干预生活反映现实民生的战斗精神,属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范畴。

元稹花木审美特点刍议

元稹的花卉审美带有"私人印记",夜合花、桐花分别是他两段感情经历的"证物"。他沿袭了儒家"比德"的花木审美方式,然而并未做到道德自足,仕途得失之患始终萦心,常常借花木以抒发迁谪之悲。元稹深情锐感,他对牡丹的审美迥异于时俗。

元稹与宦官关系再考辨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其政治品格历来受人非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元稹结交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以谋求权位等问题上。20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唐穆宗朝,裴度因与元稹政见相左,受人挑拨,污蔑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元稹与崔、魏的交往皆属政事上的正常交往,并未借助宦官谋求私利。长庆年间,李逢吉勾结宦官设计圈套一石二鸟陷害裴度和元稹。这就是所谓的元稹"结交宦官、政治变节"的历史真相。

病与酒:元稹谪居鄂、蜀时期的文学书写

元稹是中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胡姓文学家。仕宦、婚姻均逢不幸的元稹以醉消解苦闷,却在贬谪之地江陵、通州患上瘴病,患病之情形在诗作中均有集中的体现。江陵时期,病与酒是元稹的诗歌创作中相互对应复相互依存的书写意象。自元和十年起,元稹任职通州,疟病缠身,所处之地、所交之友、所见之事均与其患病之心态建立联系,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以对话为主,在所创作的组诗和长诗中叙述了疾病治疗过程的某些细节。以多首短章组合成篇,以长诗叙事言情,疾病与医疗是中心话题,在诗作中与友朋对话成为一个突出的书写特征。元稹的涉病文本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叙事性特征。患病与饮酒构成了贬谪文学的书写主题,两者之间构成书写的张力,能够呈现出元稹贬谪生涯的心灵一隅。

元稹评价考论——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的评价问题 ,历来是唐诗学中的一大显案。陈寅恪先生之评贬抑多于褒扬 ,而责之最深者则是元稹弃寒女、婚高门 ,“以巧婚而致通显”。考查元稹仕婚二事关系 ,可知元稹在仕途上没有得到韦家直接的帮助。寅恪先生所云元稹“以巧婚而致通显”当有不确之处。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元稹悼亡诗之悲缘

元稹悼亡诗历来为人所重视 ,原因是从其悼亡诗中可以窥见其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文章从元稹身世所造就的浓厚亲情、细腻的感情触觉 ,以及患难夫妻间特有的情感着手 ,通过时代背景、个人遭遇以及佛教精神等诸多方面来论述其悼亡诗悲情之缘起 ,以图展示元稹作为诗人个体所具有的真实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