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民元袁世凯最高权力获得的合法性探究

辛亥民元之际,袁世凯的身份从清廷权臣转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该转变是在各方“拥袁”的背景下进行的,各方对袁世凯的拥护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清政府对袁世凯的授权以及北洋集团对他的认同,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政治基础;革命党对袁世凯权力的认同和承认,为其提供了革命象征;立宪派对袁世凯的投诚与认同,为其提供了精英基础;列强对袁世凯的帮助与支持,为其提供了国际认同;社会大众对袁世凯的认同与服从,为其提供了民意基础。

杨(士骧)、袁(世凯)关系与清末北洋集团

杨士骧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杨、袁二人关系的转变,为重新认识清末北洋集团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士骧继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固然出于袁氏的推荐和提拔,但亦由于杨氏的才能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赏识。杨氏督直期间举办的“新政”事业和活动,一方面是执行袁氏的意旨,萧规曹随,另一方面也因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而获得了清政府的肯定。载沣驱袁事件后,杨士骧断然与袁世凯切割,既是出于趋利避害,同时也说明其忠诚对象仍然是清朝政府,而非袁世凯。杨、袁二人关系的历史表明,清末北洋集团尚未发展成为脱离清朝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势力,袁世凯与其同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其同党对他的忠诚都是有条件和限度的,这亦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后来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反袁到附袁:谭延闿与二次革命

袁世凯上台后,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极力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政治上暗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经济上向列强举借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由此引发革命党发起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对袁世凯一系列镇压革命党的举措,作为国民党的湘督谭延闿均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不愿参加南方革命党反袁的革命,与袁世凯决裂。二次革命期间,谭延闿游移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革命失败后,屡屡向袁世凯效忠,同时希望国务总理熊希龄斡旋湘省与中央的关系。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谭延闿最终被褫夺湘督之职,并赴京附袁。二次革命期间,由反袁到附袁所表现出态度的转变,反映了谭延闿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妥协性的本质,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南北双方力量对比及湖南自身实际情况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而作出的政治抉择。

晚清修律期间袁世凯与法理派关系探赜

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法理派和礼教派就《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理派主张司法独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并剔除封建礼教,礼教派认为应当维护地方督抚的裁判权、实体法为体诉讼法为用以及“因伦制礼,准理制刑”。袁世凯在此次礼法之争中对法理派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法理派在人数远少于礼教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袁世凯法制改革思想与沈家本相通之处颇多,支持法理派与其对“西学”“西法”的认同密不可分。但是,袁世凯成为法理派的同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担心慈禧去世后对其不满的满洲贵族会借机报复,支持法理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

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

破坏镇压人民斗争、强化独裁统治、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舆论界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对藏政策方面的评论和介绍或语焉不详,或很少介绍。通过对民国初期传媒材料的梳理并结合各类历史资料,发现袁世凯执政时期,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在中英交涉中,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依据国际惯例,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各类条约;调整政府机构,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袁世凯在处理边疆西藏危机时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使萌芽中的"现代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占有一定的主动性。

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从袁驻朝鲜起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袁世凯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二十一条>的交涉,不是袁对日妥协的产物,而是日本推翻袁世凯的重要步骤.袁对<二十一条>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日本排挤、打击袁世凯,则是袁仇日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他对我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其表现有四 :对外理性抗争 ,进行利权回收 ;倡国货、拒洋货 ;引进外资 ;引进、推广机器 ,发展工业 ,扶持民族资本工业。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

"宋教仁案"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反袁舆论风潮,对当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舆论风潮中国民党由于过于愤慨,出现了过激的言行,使其声誉受损,而袁世凯政府以其较为纯熟以及表面上看似理性的言行,改变了其在争取民意方面的被动局面,威信见涨,使中间势力转而倾向于他。由此,民初政治格局彻底改变,民主共和向独裁专制转变。

“冤案”而非“疑案”:与清末民初藏局相关的钟颖死刑案之分析

1915年3月钟颖被北洋政府判处死刑,钟之被抓捕在1914年10月,起因为湖南人罗春驭上书大总统袁世凯诉其父罗长裿在藏为钟氏所害。钟颖曾为清末入藏川军之统领,后任民国西藏办事长官,他在清末民初藏局演变中的表现可谓言人人殊。钟颖被处死刑看起来理由充分,实则仔细考辨分析,他的死刑"冤案"的成分更大。袁世凯及中央政府对钟颖案的处置,既可打造其对藏事高度负责、为忠良伸冤的正面形象,还可释放对西藏地方统治者的所谓"和解"诚意,同时将西姆拉会议后藏局不利归于历史原因,实则可达一箭多雕的效果。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与实业教育

晚清新政之时,袁世凯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为清末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主张"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领导学部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要求农务局在各地劝办农会,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行农学刊物,翻译农学教科书,举办农产品评审会,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倡导"自谋其生"的教育观,将"实科"、"实学"、"实益"落实在"谋生"理念之上。

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研究的日渐萧条而颇显岑寂。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关内外铁路的收还为例,作为督办回收大臣,袁世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英、俄谈判回收事宜,最终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并顺利完成了接收。此路的谈判回收与之后的良好经营不仅使袁世凯声誉日隆,且为其在清末政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者”。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改良派在理论上一贯反对革命,而在实践上由于顽固保守派的逼迫又不得不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迫使梁启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来自圆其说。通过对这一概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剖析,可以深刻揭示出在保守势力强大顽固的近代中国,改良的道路实际上寸步难行。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否定革命的思潮中存在着对复杂历史作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尚且发动护国革命,可见告别革命并不容易。

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而透过其他许多可靠材料,可以看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亦可看出,袁对南下就职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至于袁克定等之所以要发动兵变,阻袁南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会因袁南下就职而受到损害,而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因兵变失去控制,由"政治性"兵变演变为"真性"兵变,并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导致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遭受重创,从而对南北合一后新政府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