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简文“宛酒擔二”解说

汉代丝绸之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大宛国“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张骞出使带回来的信息以及可能直接的物种引入,影响了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据说“蒲陶”在关中汉帝国文化重心地区得以引种,不过,河西简文似未见与“蒲陶”和“蒲陶酒”直接相关的字样。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简文。“宛酒”大致可以排除内地酒产地方品牌的可能,大略可以判定为大宛国酒产,而以“蒲陶酒”的可能性尤大。“擔”可能是酒的包装转运方式,也可能是储酒器。“宛酒擔二”简文,为考察“蒲陶酒”自西亚至东亚的丝路行旅,即一种果品和一种酒品的远途传播,提供了认识和说明的新的学术条件。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编号F9:W105的汉文文书进行解读,指出前人研究的舛误之处,并总结该文书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元代社会现实:由于甘州路及其所属驿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驿站对过往使臣酒品的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于甘州路官府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元代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借贷之风盛行,不仅普遍存在于民间,还存在官府向民间借贷的现象;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

试论元曲中“羊”“酒”的婚俗文化功能

梳理元代散曲、杂剧、南戏,可知元曲中有5个场合使用"羊""酒":1)作为食物、饮料;2)一般的喜庆场合;3)谢仪或致歉的财物;4)用做安慰亲友的财物;5)婚嫁聘礼。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羊""酒"在婚嫁聘礼中功用是:"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酒"者,"久"也。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的祝福和愿望,同时也寓有一定的巫术意义。

元代瓷匜研究

匜是先秦礼器中的水器。元代开始,瓷匜大量出现,涉及景德镇窑、龙泉窑和钧窑等著名窑口。本文以墓葬、窖藏和窑址等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对元代瓷匜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源于元代同形金银器,性质应为酒器,同时兼具祭器之用。

“悠然见南山”之“见”之我见

"悠然见南山"之"见"应当读为"jian",表示主动的行为,而不应当读为"xian(通"现")",表示被动的行为。"采"与"见"是作者的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本来不能同时进行,但是作者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对应的关系,则是为了表达自己随心所欲、意无所属的情感和心境。另外,从文章的句法来看,读成"见"("jian"),则"采菊东篱下"与"悠然见南山"两句句法相似,这也符合我国语言对称的特点。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方外交与元代寺观饮酒风习

方外交,又称方外友,是指世俗中人与出家僧道结成的朋友交谊。在元代,方外交之风大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五:一是科举制度的一度停废,使广大士人的出路受阻,因此选择了社会性的退避。二是文人士大夫由于仕途失意,寻求心灵的慰藉。三是部分南宋遗民与蒙元新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而遁迹林下。四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自身对于佛道的向往与迷恋。五是由于蒙元统治者对宗教的优容政策。文学和出游构成元代方外交的主体内容。吟诗作赋、赏花观月、焚香煮茗、琴棋书画、诗酒清谈,都是元代方外交的重要元素。元代的方外交既有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有群体性的交往。在元代,很多寺观酿酒售酒,一些僧道也竞相饮酒,与文人士大夫诗酒唱和。元代寺观僧道饮酒呈现的逸风雅韵,与他们自身所具备较高文学素养和艺术品位有关,也与他们所交往对象普遍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有关。方外交和寺观饮酒风习中呈现的野逸气质,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涂抹了绚丽的一笔色彩。

从“皇甫吏部”与“元仆射”考辨《齐民要术》的成书时间与背景

《齐民要术》造酒篇中所提"皇甫吏部"和"元仆射"可以从史证角度考为为官时间相近的皇甫玚与元晖,而二人比邻的为官时间,就是《齐民要术》中《白醪酒》篇和《造神曲并酒》篇的写作时间,也是《齐民要术》的初始写作时间。《齐民要术》各篇次安排顺序与写作时间顺序并不一致,这反映出《齐民要术》的写作过程是一个长期素材积累的过程,并在最后定稿时进行了篇章次序的统筹,也反映了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存在思想的跨跃与变迁。

元代的葡萄加工与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进步

元代葡萄加工产品丰富,有红葡萄酒、桃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葡萄蒸馏酒等多种葡萄酒,酒之外还有葡萄干、葡萄浆(汁)、舍利别等,元代葡萄舍利别、蒸馏酒名称多样。葡萄加工技术又以舍利别和葡萄蒸馏酒工艺引人注目,葡萄酒有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葡萄加曲发酵酿酒法、葡萄蒸馏酒技术等多种酿造技术,其中葡萄蒸馏酒工艺包括分离蒸馏、提纯蒸馏。元代出土文书、文物、碑刻等都揭示出元代葡萄加工方面的进步,源自唐代西域高昌的葡萄蒸馏酒技术的蒸馏酒工艺得到普遍推广。

《全元散曲》中的酒散曲研究

元代散曲家与酒的关系密切。《全元散曲》反映了他们的沉醉的生活与巅峰体验。元代酒散曲中虽然存在着一种酒神的叛逆,但既借助于酒的物质消解,更辅之于庄、陶式的心理调试,从而使得悲剧意识得到稀释,是元代文人饮酒的主心态。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元散曲中的酒文化

元人豪爽好饮,酒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元代多族融合的文化中酒香四溢,以酒为题材的散曲也便丰富多彩。从《全元散曲》中有关酒的描写可看出,元代酒业发展迅速,酒的种类繁多,盛酒器具多样,酒散曲创作的原因各异。研究元代酒与散曲的外延与内涵,可窥探元散曲家们的创作心理及人生态度。

宋元瓷器文化对现代酒器设计的研究分析

通过研究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文化来启发和影响现代酒器的设计。从宋元时期瓷器的造型、工艺、色彩、功能进行分析探讨,进而论述现代酒器发展演变过程中在造型设计、工艺材料、色彩纹样、功能多样等方面上的创新应用,同时,注重时代背景下酒文化的发展趋势。将宋元时期瓷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酒器设计巧妙结合,能赋予现代酒器设计深厚的艺术价值、文化内涵和产品竞争力,因此,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努力实现符合人民审美价值的文化复兴。

论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接受——以“酒”意象为角度

陶渊明诗文与酒关系密切,史籍里记载了大量陶渊明和酒的故事。陶渊明也是第一个写作饮酒诗题材的诗人,从而进一步拉近了诗人和酒的关系。蔡松年将陶渊明作为异代知音,对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做了全面接受,其中"酒"在蔡松年诗词中共出现了70次,足见其对"酒"意象的喜爱。在蔡松年看来,酒能助豪情,酒能浇忧愁,酒能寄闲情,酒与酬唱宴饮紧密相连。

论古代诗歌作品中人与菊之关系

菊花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菊花不仅色彩艳丽,气味芬芳,花形独特,具有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治病延龄的实用功效。陶渊明对菊花的揄扬又赋予了它"隐士"与"君子"的美称。在诗歌的世界里,菊花通过人之口、人之身、人之眼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

蒙元时期葡萄酒文化历史考

史载蒙元时期葡萄酒已成为蒙古宫廷的珍贵酒品,葡萄酒在宫廷、官府及百姓日常生活中均有着一定的流传,葡萄酒酿造技艺得以广泛普及。通过对此时期有关葡萄酒诗词的收集和整理,可探知葡萄及葡萄酒文化虽然在蒙元时期得以发展和流传,但流传的范围却是相当有限,现有史料很难确切说清蒙古族是否掌握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和制作技艺,受根深蒂固的马奶酒文化的影响,时人对葡萄及葡萄酒的关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白酒起源宋、元诸说的图书文献考辨

对中国白酒宋金说、元代说的图书文献进行考辨,认为:关于宋代起源的文献基本上是疑似文献,反映中国白酒起源的确凿证据不足,但充分表现宋人对用蒸馏器、蒸馏工艺取药、取花露、取汞炼丹的认识,为白酒起源提供了可能。元代文献始有关于蒸馏制酒的确切记载,而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元代起源说是可信的。

屈原作品中的酒文化

屈原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酿酒工艺、饮酒方法和酒的类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色。屈原不仅以酒后之表象喻世警人,而且折射出他"独清"、"独醒"的高尚情操,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论“酒”意象在陶渊明与戴良诗歌中的差异

“和陶诗”现象是文学史创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晋代以后的诗人都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戴良在千年之后的元代创作了51首和陶诗,通过戴良的“和陶诗”我们能了解到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二人,在面对同一物象——“酒”而表现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使后世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不同时代诗人们相同的忠义气节和不同的心境和人生态度。

元代景德镇瓷匜功能考

水匜是中国独特的水具,在周代已出现,其材质、造型与功能伴随朝代更迭发生较大变动。在元代墓室壁画中,瓷匜多出现于酒桌,与玉壶春瓶、酒杯等器皿构成酒具套件,但并未明示其功能。同一时期,景德镇瓷匜的生产数量与品类均较前代大幅增加,成为流行器皿,其中原因值得深究。以各地出土景德镇瓷匜为样本,结合宋、元代图像与文字资料,通过对比瓷匜与酒杯的容量关系,探究瓷匜在元代兴起的原因,推测其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