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兴起与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新探

为了考察宋明理学开创阶段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关系,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宋初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胡瑗的思想既具有鲜明的经世务实特色,又具有明显的独断主义气质,这些特征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袁桷《延佑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元代袁桷作《延佑四明志》只给降元者作传而未给抗元人士作传是要颠倒是非,"党于降元之徒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影响袁桷选择立传人物,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

开山记者黄远庸评袁世凯统治

黄远庸认为,民初中国应采取适度集权的新权威主义,同时,强调在统治方式上应参杂法治和现代化的统治方法;而袁世凯当时未能很好地接受此建议,其新权威主义守旧色彩过浓,没有掌握好新旧之间的平衡,不能满足新兴社会力量的要求,导致统治基础不稳,是其失败原因之一;黄远庸虽没有找到新权威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结合点,但是,让后世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统治者看到了问题所在。为中国政治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

本文对《永乐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指明其各个阶段收藏的地点及变化缘由 ,认为《大典》

寄情山水 托物抒怀——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它突破了前人单纯写景的藩篱,白描中写出了景物的鲜明个性,还能传达出作者的遭际、个性和志向等内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创造了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使游记作为一种特点更加突出,蕴含更为丰富的独立文体自立于散文园地。

陶珽生平及交游考述

陶珽是明末诗人、古文家,治官颇有政声,其著述丰富,但大多佚失,除题署陶珽的《说郛续》流传最广、研究较多外,陶珽的生平、经历、交游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生平经历,疑问颇多。据各种史志、陶珽作品及其他相关文献考知,陶珽生于万历三年,约卒于崇祯十二年,一生大致可分为读书和宦游两个阶段。陶珽一生交游广泛,与云南僧人彻庸、担当等名僧,袁宏道、陈继儒诸名卿均有交往,故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援释入儒的倾向,诗文创作宗主公安派,超脱隐逸的诗风颇受称赞。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

柳永与宋元时期士人群体的分化

在宋代,士人群体展现出更复杂的面貌。随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士人群体日益分化,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宋初的柳永是士人分化的一个颇值得关注的例证。柳永是当时中下层士人的代表。其词作传达的“除此外何求”、“表里都峭”的生活态度体现出娱乐日渐发达中,士人对传统的承袭与变化。其歌词写作的才能与趣味、与伎艺人的合作、歌妓乐工的追捧,包蕴着士人一种新的生活选择。柳永兆示着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元代的杂剧作家声息相通。

周代金文与屈原的家世

朕皇考是西周金文习见的词,用在祭祀场合,有特定的含义。核之《离骚》开始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出,屈原是大夫身份,其父亲担任过伯,也就是相当于州长的职务,名庸,所以叫伯庸。州下为闾,所谓三闾大夫就相当于是州长,采邑在洞庭湖一带,此是屈原家世袭的职务,后来入朝为左徒,放流时回到采邑,所以渔父仍称其为三闾大夫。

论袁昶的图书分类思想——以其“永慕堂藏书目”为中心

作为近代目录学史和图书分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袁昶所编辑的"永慕堂藏书目"长期不为学界所了解。这部书目编辑、修订多年,前后形成了三个稿本,集中反映了袁昶图书分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变化轨迹,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图书分类体系近代转型的历史缩影。他独创了18部分类法,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打破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思路,按照西方近代学科来分科设目,探索如何通过确立新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起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学术体系,充分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

论《履园丛话》中的园林设计思想及其启示

从园林设计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明清园林史,总结和分析《履园丛话》书中的造园观点,深入剖析中国传统园林的造园思想和基本方法,阐述了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提出的造园观点对当代景观设计的价值。认为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师必须结合新技术,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的造园智慧。

袁枚提携后学考述

袁枚作为乾隆诗坛盟主，于少年才俊大力提携。其中既有思想与诗学观相近者如黄景仁，诗弟子何士■ 孙原湘，亦有思想与诗学观相差较大者如姚■，并与之都结下深厚情谊，显示出袁枚宽阔的胸怀。

文学艺术产业:新趋势与新启蒙——评袁勇麟、李薇合著《文学艺术产业》

《文学艺术产业》揭示了:文化产业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这是文化结构和文化权力变更的反映,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常态,更是生产力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性的历史选择;在现代媒介的作用下,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包含着新启蒙的种子。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评散曲《集杂剧名咏情》的价值

元人孙季昌创作了套数《集杂剧名咏情》,作品汇集杂剧名称六十个,不仅为后世研究元杂剧提供了史料,同时,巧用杂剧名抒写了一曲闺怨离情之歌,这种形式与全曲内容相谐相契,诡喻出奇,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元代制笔业发展述略——从《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谈起

元代文人在与笔工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以鲜于枢为代表的元代文人为当时制笔名工范君用题辞并存留至今的珍贵文物。册文所记载的内容多涉及元代制笔业发展中的一些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此册的解读,能够丰富元代工艺美术史以及元代书画史等元史研究上某些尚未涉及的领域。

邵雍易数哲学探微

本文将分五个部分以论邵雍之易数思想：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论《宋元学案》对邵雍思想的评价

关于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黄宗羲、黄百家父子认为邵雍的象数易学虽源出于道教,但至邵雍由数学而阐发出心性义理,其实质是为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天之学"构建作为本体依据的"先天之学",邵雍也因此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并列为理学奠基人。对于邵雍象数易学的评价,黄氏父子指出:《先天图》是邵雍依据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所作,并非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也与《周易》经传的本义不符。黄氏父子批评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对《先天图》的迷信,同时承认邵雍之学是自成一家的"易外别传"。关于邵雍父子的太极说,黄氏父子基于自身的气本论立场辑录了邵雍、邵伯温父子太极元气说的宇宙本体论,从而彰显了邵雍太极说在道学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