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理”:中西方“体”与“genre”的对比研究——以《文心雕龙》和《诗学》为例

为了明晰中国古代的“体”与西方的“genre”之间的异同。本文以《文心雕龙》与《诗学》为研究对象,以刘勰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西方“体”与“genre”进行比较分析。按其基本内涵与意义指涉:“体”与“genre”同时呈现出对“体裁”之意的强调,中国“体”要比西方“genre”的意义指涉宽泛,前者广涉“文章”、“风格”之意,后者则反复强调“文体”之内涵的重要性。在美学趣味与文艺取向上:中国“体”特别强调作者之“性”的气质美、感性美,重视主体之源,而西方“genre”则侧重于对形式的突显,对主观与客观的协调中突出了理性的重要。

话体文学批评的肇端——重估《六一诗话》的诗学地位及价值

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上,《六一诗话》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对其诗学地位和价值的评估却长期停留在一个似是而非的阶段。本文从著述体式的创格意义、批评特色的彰显功能、理论内容的传承作用、专业研究的史料价值四个方面,对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在古典诗学领域的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重估。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

文类递嬗与抒叙博弈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很丰富,许多文类的产生都缘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需要。最早产生的文类是史述与诗歌,即史与诗。它们原本都是实用性强的文体。史的本质是代表官方记载史事,基本形式为散文;诗多韵语,起源民间口头,官方借以了解社会与民情。上古有一段时期,诗除用于礼乐、仪式之需,还兼具史的职能,直到春秋后期,二者的分野才渐趋明朗。此后日益繁复的文类,或原就包含于史、诗二体之内,或由史、诗分化发展而来,以是否具有应用性,判分为两大系列。故古代文学作品,其结构大多为“史性”与“诗性”不同比例的融汇组合。所谓叙事传统、抒情传统,便植根于各文类所具之“史性”与“诗性”之中,既与二性相对应,亦分别积累、演变、更新、消长而传延至今。考察文学史,可以发现抒叙传统之博弈实乃文类变异递嬗之一种内在动力。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排律诗体文献学之建构与变革——沈文凡教授《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述评

《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以历代排律体诗歌文献为文本基础,以"‘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支点,对排律体诗歌"源头—发展—成熟—传播—接受"的历史衍变轨迹作了全面的文献辑考、诗体学阐述以及传播接受学研究。《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的问世,打破了一直以来学界在排律体诗歌研究方面的沉寂局面,填补了我国排律诗体文献学研究的空白,拓宽了中国诗体学研究领域的视野,给排律诗体学、排律文献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转机,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排律体诗歌兼备"诗体学"和"声律学"特征,《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挖掘、缉考、归纳了历代排律诗体文献,揭示、总结了排律诗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可谓中国排律诗体学研究的奠基、开山之作。

论鹿潭词的感伤特质

浓郁的感伤气息是蒋鹿潭词的基本特征。通过对鹿潭词中常用意象和词语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到时代气息的感染、作者自身经历的凄凉和个人性格的孤介寡合是构成这种感伤特质的根本要素。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影像抒写的诗篇——“诗散文电影”审美特性初探

“诗散文电影”是兼具了“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某些美学特征的一种崭新的电影样式。它具有开放性的叙事姿态和主题表达 ,自由松散的结构方式以及由隐喻、象征、暗示等艺术手段营构的诗性的美学特征。中国电影《周渔的火车》、《巫山云雨》、《西施眼》和外国电影《恋恋三季》、《青木瓜香》是“诗散文电影”的典范。

王安石的“以禅入词”

王安石现存的词作不多,但绝大多数都与佛禅有关。本文旨在分析王安石词作中的禅意和佛理,并进一步探讨王安石"以禅入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文类、惯例、比较——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的诗学体系建构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建构的是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迈纳把重点放在原创诗学的阐发以及文类中介的建立上,在东西方文学文本的比较中自然升华了文学本质、特性以及功能的思考,因而体现着作者独特的入思方式。迈纳秉承着跨文化的视野,历史动态的诗学观念以及开放的襟怀,自由地畅游东西方的文学艺术领地,尽管如迈纳自己所说,这样做仅仅是一种尝试,但是已经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世界诗学的瑰丽景色,开阔了我们的思维与视野,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启示。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菽庄吟社与“同光体”闽派之关系

菽庄吟社是日据台湾时期以内渡大陆的台湾流寓文士为主导、以"抗日复台"为根本宗旨和奋斗志业的台湾爱国流亡文学社团。该社不但与"同光体"闽派有着共同的诗学传统,而且接受了"同光体"闽派有关"宗宋"、"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等文学观念;不仅如此,该社还把"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陈衍尊奉为精神领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仍然自觉接受祖国文化的滋养。

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技”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情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性，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体系

迈纳通过他的《比较诗学》建构了一种跨文化的比较诗学体系。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对三种基础文类,即戏剧、抒情诗和叙述文学的研究,由于不同的基础文类处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比较诗学必定是跨文化的。跨文化比较所带来的价值判断、评判标准等问题可以通过相对主义加以克服,但相对主义仍然是有缺陷的,我们可以借助某种稳定性、确定性和科学性,走出相对主义的泥沼。

新诗与鲁迅研究二题

鲁迅深谙古体诗优良传统 ,对于新诗———新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方向与前景 ,富有启示意义。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论唐代诗人的“择体意识”

"体"的核心要义至少涵括体裁(体类)和体派(风格)两个方面。多元完备的体裁系统是唐人进行体裁选择的基本前提,在古、近二体中唐人更偏爱后者,其中五律和七绝是唐代最受欢迎的诗体。唐人的体派选择意识既涵括对"旧时体"和"当时体"等"时之体"的选择,也包括对"前人体"和"时人体"等"人之体"的选择。影响唐人"择体意识"的主要因素包括诗体美学特质的差异、科举制度的影响等八个方面。唐代诗人在择体上的巨大自由和构体上的高度创新性是促成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结构主义视野中的体裁历史诗学:托多洛夫与巴赫金的诗学对话

托多洛夫与巴赫金之间的诗学对话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非常有意味的学术事件。托多洛夫身兼斯拉夫和法国两种学术传统,率先向法国学界介绍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并成为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中坚。托多洛夫与巴赫金对于"诗学"的理解从大的背景上共享了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又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处于结构主义诗学时期的托多洛夫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狂欢、多联性等理论时,一直努力坚守结构主义自我设定的学术边界,并对巴赫金的历史体裁诗学理论有所保留。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