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圜丘与世宗改制

嘉靖九年(1530年)圜丘的设计方案经历了从两层坛到通壝三层坛、再到三层重壝的变化,这一圜丘形制实际上改变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两层坛的祖制。明世宗与群臣以实际祭祀时内壝之内摆放有从祀神主为依据,认为明太祖所定的两层坛的祖制加上摆放神主的内壝实际上也是三层为突破口,顺利实现了圜丘改制,与嘉靖初年大礼议事件中的明世宗通过暴力压制实现礼制改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明世宗在政治上的成熟。嘉靖九年(1530年)圜丘最终方案由明世宗钦定,明世宗对圜丘的设计思想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达到了以礼服人的效果,同时也通过圜丘尺寸所反映的数理思想凸显了皇权至上。嘉靖九年(1530年)圜丘是明世宗加强皇权的缩影和见证,客观上也对明清国家郊祭祀典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意义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一处古代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被称为唐长安城圜丘[1]。圜丘,元代以后称作天坛,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这种重要礼仪建筑的设计,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天文意义。

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坛方位探微

一、问题缘起郊天礼作为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重要礼仪,在汉魏以后国家祭祀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周时期是否已确立南北郊祀制度,不易确知[1],《春秋》书郊者凡九,学者以为“郊为夏正正月祈谷之礼”。在秦汉国家祭祀整合过程中,西汉末年王莽所定“元始仪”开启了汉魏以后国家郊祀制度之先河。在汉唐之间,以是否建立圜丘,郊天制度存在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