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祐题画诗典型意义与元末南北诗学之分

郑元祐题画诗受图画题材、诗歌意象与交游活动的影响,呈现出清峻苍古的风格特征。以情带画,重视对画作整体气韵、意境的传达,同时将情感心绪和历史见解融入其中,画情融合,以人论画,体现出“浸入式”的图画品题方法。郑元祐题画诗风格和创作路径在元末江南文坛很有典型性,迥异于元初中期王恽、虞杨范揭等雅正雍容的诗风,反而与赵孟頫、袁桷等南方文人尚清、师古、言性情之自然的诗学宗尚异代相合。二者代表了元代题画诗创作的两种典型形态。

Yuanyou 1R—a new rice germplasm material

A new rice germplasm material Yuanyou 1R was developed in Changsha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ademia Sinica, Hunan Province, China. New hybrid rice combinations could be developed by utilizing this new germplasm material. In this way, a new hybrid rice Changyou 88 has been developed by Prof LI Damo and his colleagues of this Institute. Changyou 88 shows very strong heterosis good

论“宽厚政治”与“元更化”时期的财政危机

“元祐更化”时期,北宋王朝继宋仁宗之后,在短期内再次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主要表现为户部财政入不敷出,诸路州军仓储空虚,财用窘乏。反变法派囿于政治成见,废除熙丰新法,随意消耗熙丰理财积蓄,使财政之流日渐微弱;又忌讳理财,加上官吏冗滥,节流无效,则使北宋财政之源、流双方加剧干涸。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元祐“宽厚政治”的施政思想指导下,反变法派无所作为,吏治腐败,无视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大计,致使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根基,直接促成了危机的产生。

秦封泥中苑囿职官结构勘考——以“御弄”为中心

秦代的苑囿职官在历史文献中有一定记载,随着秦封泥的出土和研究,对秦汉苑囿职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同研究者对秦封泥中相关苑囿职官的释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误解。在此前出土秦封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新近所见文献器物,对“御弄”等与之相近的苑囿职官结构进行新的勘考和分析。

从神话到仙话——试论《远游》之仙话化

《远游》开创了游仙诗题材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远游》作为我国游仙诗之祖,虽然继承了屈赋远游系列的共同模式,却只在远游缘起和准备部分出现了相关仙话内容,表达出诗人在困厄中产生对仙人的羡慕和渴望成仙的心理,以赤松子和“壹气孔神”等仙人和方术为代表的仙话内容出现在《远游》的上半部分。但就《远游》的主体游历过程来说,却依旧是以《离骚》的神游模式为主,多神话意象,并且屈原最终也未舍弃“旧乡”楚国“游仙”而去。因此《远游》并非后世纯仙话式游仙,乃为仙话化之萌芽状态。

官员激励与政风之变:论元祐更化的困境与失败

元祐更化在南宋时期被誉为治理的典范,然究其实际而言,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政治成就。针对熙丰时期官员激励机制的强化导致了聚敛严重的问题,元祐更化以“宽仁”为理念,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反对苛政,在废除新法之时,大力整顿监司,在官僚体系内部采用了弱化官员激励的方式,放松对州县官员的监管与考核。但这种弱激励的方式很快就导致了政坛上偷堕之风的蔓延,造成了行政运作的制度性瘫痪,并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造成了全面失败的结局。元祐政坛对偷堕之风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很多旧党大臣开始转而肯定熙丰时期的行政效率,但朝廷最终无法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难题,宽仁之政的理念在现实中难以得到落实。元祐更化的失败使得新法的恢复顺理成章,北宋王朝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轮循环。

试论元祐文士题画诗中画而称写的生命精神

以苏轼、黄庭坚、米芾、文同、惠崇为代表的元祐文士,通过书法中成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资源,用之于士夫画创作,并以画上题跋或题画诗导夫先路,尝试进行一种新的美学精神创生和实践操练,从而展开了一场“笔墨运动”,他们以“写”为名,通过书法笔画之演绎变化与笔墨表现阈值之拓展让绘画从存形到存象产生了内在美学肌理转化和意义世界重构。“写”是文人画理论产生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文艺思想范畴,通过对元祐文士题画诗中“写”字义涵考察分析,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绘画阐释理论,对当下中国绘画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西园雅集”的真伪及其文化意蕴

西园雅集是元文人文艺集会活动综合的、艺术的、概括的反映;元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李公麟作过《西园雅集图》;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属后人伪作;"西园雅集"是元文人处于党争中,追求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的体现,也是他们崇尚清旷的审美意识的体现。

《西清诗话》考论

蔡撰《西清诗话》甫成即遭政敌弹劾落职,此事误导后人对《西清诗话》发生了一些误解,一直被简单化为独尊元学术,实乃自宋迄今之误会。此书为蔡待制徽猷阁时自撰,其内容无关政治,唯载唐宋名贤诗话诗事,并非“独崇元之学”。其论诗首重情致,论诗人颇具见识,所载诗事富有史料价值。蔡又有《百衲诗评》一篇,以唐宋14位诗人为生平宗师,持论公允。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祐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祐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元祐学术与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以苏轼为中心的考察

元祐学术共同的思想品格是追求秩序的完善和对仁政理想的传承。在王安石变法的话语背景下,苏轼等元祐党人在辞赋创作中对社会历史的重视,对心灵秩序与自然、社会秩序如何统一的深入思索,都展现了传统儒家的理想。以苏轼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维护现存秩序的焦虑。文学对历史的书写,融汇着元祐君子对变法的态度。苏轼探寻的是统摄人事与自然的规律性,他的思想没有充分地和儒家的纲常结合起来,因而更具开放性和超越性。非唯苏轼,贯通天道自然也是北宋后期文学创作的普遍追求。为了捍卫思想方面的主导地位,元祐学术将道统的内涵赋予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个人与社会、自然、宇宙得到统一,从而完成了对儒学的革新。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礻右”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礻右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礻右”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礻右”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礻右”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苏轼元祐三年科场舞弊辨伪——兼论李廌落第原因

北宋元祐年间,党争激烈,流风所及,科举风气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旧党中坚苏轼知贡举,而其门生李廌则为考生。朝野士人皆以李氏为必中。然廌竟下第。故流言风起,逮及南宋,至有东坡泄题给李廌而为政敌之子章氏兄弟窃取之不经之论。故此有必要溯本求源,去伪存真,以期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