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祐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祐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论张耒的诗

本文主要论述张耒的诗在内容及艺术上的特征,并将其放在典型宋调的形成期进行考察,因而显现出他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在诗歌创作上不同的风格特色,成为元诗坛上的异调。张耒诗歌创作的特色在于此,他的局限也在于此。同时分析了张耒所受苏、黄的影响以及最终没有走向苏、黄创作道路的原因。张耒诗不是典型的宋调,但随着宋诗转型时期的到来,他的诗风却得到了部分的发扬。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以温州地域文化与两宋之际学术及文学流变为背景

两宋之际是温州地域学者预流主流学术与文学的时期,以被后人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为中坚。他们属于元祐学人,不仅传承关洛理学,同时也接受苏、黄一派的文学,是两宋之际的重要学者。周行己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有较多接触,其诗学理论与创作都受黄庭坚的影响。许景衡长于五言,风格清雄奔放,受到苏轼的影响。刘安上也致力于诗,其诗风平淡深隽,五七言律绝与王安石的风格接近。他们的诗学的另一资源是从谢灵运山水诗以来的地域诗歌传统。在绍圣至绍兴域内诗歌低潮的整体背景下,东南沿海的温台一带诗风却呈兴盛之势,这与上述诸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论宣仁圣烈高太后

在宋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高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听政。从元祐复杂政局中,可以更加客观辩证地评价高太后。高太后有功有过,她起用反变法派,废罢新法,使国内社会矛盾趋向缓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维护了宋王朝的发展与延续,但是元祐时期统治阶层内部党争激烈,对外妥协怀柔政策遭到失败,高太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高太后个人品德优良,不能因众多的赞美之词,而抵消她元祐听政的缺憾。

元祐文人集团汴京题画诗唱和

“诗画本一律”的诗画关系说是元祐文人集团元祐时期汴京题画诗唱和兴盛的内部动因之一,而题画诗因其在内容上多题马画和山水画作,这又与元祐文人通过马和山水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借以排遣党争带来的心灵苦闷有密切的关系。

西周蒡京与殷周■祭——殷周苑囿与祭竈传统

西周金文习见蒡京,其与周、宗周、成周不同,而独称“京”,性质为王室苑囿,地在秦阿房故地,于秦汉上林苑中,最初则为文王之灵囿,其事见载于《诗·大雅·灵台》。蒡京沼池遍布,禽兽出没,故其间必筑作绝高台基之建筑,以避潮湿与兽害,故而称“京”,且借景而作辟雍等宫室。蒡京作为王朝苑囿,为生养之地,周王以[食宛]祭祭之,是为制度。殷周[食宛]祭实即竈祭,目的在于祈食主生养,[食宛]为养生之和豆饴糖,世以为竈糖。竈祭迎神于室之西南隅尊处,遂室之西南隅本称“宛”,后转为“奥”,故祭竈也就是祭奥,殷周祭竈则或称[食宛]大室。利用殷周金文史料,参诸传世文献,可揭示其时之苑囿制度与祭竈传统。

秦观情感郁结的元佑诗歌

从元佑元年到元佑八年的八年时间里,秦观先后度过了蔡州教授和汴京为官两个时期。蔡州教授时生活孤单寂寞,汴京为官又在升迁与黜免中大起大落,他的心灵饱受磨折,归隐之思十分强烈。与熙宁、元丰时期多是山水纪游、诗歌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更多是写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与友人酬唱赠答,此外还增加了对政治的关心等。作品风格也更倾向于雄放沉郁。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元祐年间苏辙民本实践探析

苏辙的民本理念萌生于家庭教养中,并逐渐形成伦理关系和睦、顺民心所向、不侵民利、变革利民的民本思想。苏辙从政后,民本思想影响着其政治实践,突出表现在元祐年间其在废除新法和赈灾问题中的民本实践。苏辙无论坚持革除新法,还是主张予以部分新法生存空间,都以百姓利益和安稳生活为评判标准,非盲目趋附旧党。赈灾问题上,苏辙关注到政治管理和吏治对赈灾工作的影响,意图迅速解灾情影响下的民生之困。即使贬任汝州,苏辙依旧坚持为政利民的政治初心,将民本关怀延续到其政治实践之中。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宋代南渡时期诗论特点及诗歌范式的选择——由《石林诗话》“阴抑元祐”说起

《石林诗话》中有很多批评元祐诗学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的言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因此认为其"阴抑元祐",即对元祐诗学故意贬损,这一说法有失偏颇。实际上,南渡时期其他的诗论或诗话虽然在论诗方法上与元祐诗学一脉相承,对苏、黄等人也评价颇高,但它们对元祐诗学产生的流弊也已经有所认识、对其作诗方法的片面性亦有所纠正。而且,这些诗论也并不满足将苏、黄作为诗人学诗的最高范式,而进一步追踪唐贤甚至是《文选》中的诗歌。《石林诗话》所表现出的论诗特点实际上广泛存在于南渡诗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