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论元杂剧“庶民娱乐”的兴盛——文人“身份危机”的文化结果

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开科取士的时间只有48年,科举在元朝有一半的时间废而不举。科举制度的废行几乎堵住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朝文人因此涌入庶民之中,成为小吏、书会才人。对《元典章》《元史》《录鬼簿》等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发现,这一庞大的文人集体的创作力使以杂剧为代表的“庶民娱乐”空前繁盛,元杂剧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兴盛,使其演变成极具生命力的民间通俗文学。

另辟蹊径 独出机杼——刘正维教授《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读后

元杂剧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中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其文学剧本的成就固令人瞩目;然而,作为戏曲之"曲",其音乐是否相得益彰,亦显示出其精彩辉煌的一面?刘正维先生《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一文另辟蹊径,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与独到的阐释。笔者对该文的独具特色与重要价值提出初步的分析与见解。

金代女真文化对元杂剧繁荣的影响

金代女真文化与文学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对元曲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女真歌谣与歌舞、诸宫调、金院本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为元曲尤其是杂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金代女真帝王对通俗文学的喜好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由金入元的作家队伍等,共同促进了通俗文学元曲和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使元杂剧迅速走向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

元杂剧中的米食文化习俗

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特征性。又因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最基本的主食之一米食,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较充分的反映,述及焖饭、粥、欢喜团儿、和和饭、羊肉泡饭等,呈现出元人饮食上的丰富性,从而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一面。

论元杂剧中的扫墓祭祖习俗

对父母祖先的祭祀并不随着埋葬和守制的完成而结束,扫墓便是丧葬礼仪活动的延续。从元杂剧可以看出,清明时节祭祖扫墓主要是为了追念祖先以尽岁时之敬,同时随着冰消雪化春暖花开有必要探视祖先坟墓,除草整树添土补坟,上供祭拜挂纸烧钱,纸马祭祀也很普遍。除清明上坟祭祖外,也有冬月上坟祭奠亡人、死者忌日致祭的习俗,还有以“血食”、“神羊”祭祀鬼神之俗。这说明中国人以孝道为中心的血亲观念通过扫墓活动深深地内化为一代代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行为和习惯,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事死如事生”。

元代前期戏剧的文化寻根精神

元前期大部分戏剧作家视戏剧创作为文化寻根的有效途径,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元初的文体寻根是以重振传统文化,树立理性权威为旨归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元末时该文化现象渐趋消歇。

元杂剧中的肉食风俗

饮食习俗在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特征性。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 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最基本的副食之一肉食,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较充分的反映,诸如羊肉、鸡肉、烧鹅、狗肉、红干腊肉、鱼蚱等,充分展现了元人食肉饮食习尚的丰富性,既可观照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承传性、变异性及创新性,又能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一面。

“抛绣球”与元杂剧

“抛绣球”历史悠久。它由古代男女游戏活动,演变为恋爱方式,再演化为元杂剧中“抛球择婿”的情节模式,自有其积极意义。

《元曲选》梦现象研究

古人对梦的描写情有独钟,将它作为抒发内心感受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梦,不仅是一个生理现象,更是作家心灵和潜意识折射的产物。在元代这样一个被异族统治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梦现象正在以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元杂剧渐渐繁盛起来。

元杂剧四大家现存散曲所见“清入作上”

借助元曲句末二字回避上上、去去的特点,可以方便地观察到,在元杂剧四大家、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四人的现存散曲中,正如《中原音韵》所归纳的那样,清入声字读作上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