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治病贵通学术思想及临床意义

根据《金匮要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观点,提出了治病贵通及其道塞与形伤的病理模式,认为祛邪外出、畅达脏腑、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等均可使之通,并对仲景祛邪的态度、温阳与通阳的作用等进行了论述。

吴元重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临床经验

小儿肺炎是最常见的一种儿科疾病,也是当前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病因,临床缺乏特异性治疗手段。吴元重先生是著名中西医结合儿科专家,早年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医学专门学校,西学中后深入研究中医药理论,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安徽地区流行小儿腺病毒肺炎,吴老与中医同道们经过近千例的临床观察,根据卫气营血理论提出小儿病毒性肺炎辨证分型体系,后又经不断完善,形成成熟、系统且独特有效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借鉴。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从“不逾矩”到“从心所欲”——从许渊冲的翻译思想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前景

许渊冲是我国翻译界“诗体派(以诗译诗)”的杰出代表。他不但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独具创新的译学理论和思想也为我国的翻译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许渊冲古诗词英译评析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唐诗、宋词是其精华,其独特的音韵结构,多样的形式,精炼的文字都令人回味无穷。古诗词的英译,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往往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创造性、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去充分展现原文中的意义、逻辑、韵律、意象以及美感。本文以许渊冲先生唐诗、宋词英译本为例,从音美、形美、意美三方面讨论译者的主体性对其译文的影响。

关于晚近吴下诗人集李商隐诗的文献考察与文本探微--以《楚雨集》为中心

《楚雨集》是集李商隐句所成的诗集,也是晚近吴下诗人学习李商隐的直接体现。对《楚雨集》的考辨有助于厘清晚近吴下诗人从事集李诗创作的总体情况,亦可加深对“西砖”诗歌集群的认知和把握。《楚雨集》的特征和价值,需从“西砖”诗学的个性角度和集句诗创作的共性角度两方面把握。总之,《楚雨集》的集李诗句,其中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这应该是诗歌创作和诗歌评价所追寻的真谛,决不可以“游戏文字”一言蔽之或一笔带过。

许渊冲唐诗英译中的“创译”思想

诗歌是文学文本中一种特殊的形式,唐诗创作于中华诗歌史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古诗中的高峰。文章以许渊冲提出的“创译”思想为支撑,以许渊冲英译的唐诗为翻译语料,从词语、韵律和读者感受三方面,证实“创译”思想使许渊冲的英译唐诗更能贴切表达原作的情感,凸显出了“创译”思想在诗歌英译领域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

敦煌“于阗太子”与“曹氏太子”考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太子"称号,所指既有于阗太子,也有曹氏太子。敦煌文书关于"太子"的记载中,部分有明确的"于阗太子"称号;部分我们根据文书中的人名、于阗"天子窟"、于阗使者、于阗僧人等信息,可以推断相关"太子"称号为于阗太子。受到于阗"太子"称号影响,归义军政权也称节度使的儿子为"太子"。敦煌文书中,曹元忠应该有三个儿子被称为"太子",曹延禄至少有两个儿子被称为"太子"。

名老中医吴元重治疗儿科疾病的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挖掘名老中医吴元重治疗儿科疾病的用药特点及规律。方法:检索文献资料,阅读吴元重临床病案,对吴元重的临床经验及方剂药物进行分析与归纳,总结吴元重治疗儿科疾病中医用药规律。结果:吴元重主任医师对小儿肺炎、肾炎、肝炎、病毒性心肌炎等都颇有见解,治病时讲究辨证和辨病结合,讲究同一疾病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重视疾病恢复期的调理。结论:吴元重治疗儿科疾病,重视中西医学术古为今用,精益求精,其选方精当,用药轻灵,辩证论治,慎用攻伐,重视调理气机,经验颇多。

新安医家程原仲辨治郁证经验探析

[目的]探析新安医家程原仲辨治郁证的经验。[方法]以《程原仲医案》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内经》、丹溪、河间等名家论著,整理、分析程原仲郁证验案,归纳、总结其辨治思路及特色。[结果]程氏认为,凡人身之滞而不通,皆为之郁。诊法上,程氏四诊合参,重视脉诊,擅于凭脉辨证。辨证论治方面,程氏认为,诸因皆可生郁,当各求其属,随证治之。虚可致郁,郁久易虚,解郁补虚须审察标本,谨守病机,同时重视脾胃中土的枢机作用。治疗时,若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治以开郁养心;若误用寒凉、血郁邪伏,治以开郁逐邪;若误用温补、气血郁滞,治以行气开郁。程氏临证善用古法而不泥古,常有独创之见,脾胃中土,畏其壅淤,郁则夺之,有硝黄下之,有桂附温之,亦有平胃散燥之,皆为“土郁夺之”之发挥。对于儿科患者的辨治,程氏重视气的生理作用,提出“幼无七情,惟气滞则诸病生焉”,治疗则重在调畅气机。[结论]程氏临床诊治郁证,善从脉证入手,治疗上注重调和脾胃中土和全身气机。整理分析程原仲郁证验案及其辨治特色,可为现代临床中此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略评翁显良、许渊冲的古诗英译理论

在古诗英译方面,许渊冲、翁显良是两个大家。韵体派代表许渊冲的"三美"理论立志高远,但容易因韵害意、以形害意;散体派代表翁显良抛开韵律和形式的束缚,专注于意象的传达,显得更为现实可行。

浅谈“三美”原则及其在诗词英译中的实践

该文以许渊冲先生的诗词译文为例证,简要介绍了许先生的"三美"原则,即意美、音美和形美以及它们在实际的诗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新安医家程原仲运用气药思想初探

目的:探究新安医家程原仲运用气药特色。方法:对《程原仲医案》进行文献研究,对其中运用气药治病的医案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并结合《景岳全书》《金匮钩玄》《长沙药解》等相关著作进行阐述,全面分析其中气药运用思想。结果:程原仲重视气在人体当中的作用,认为人之有生全在于气,治气多从肺肾两脏入手,善用甘草,意为斡旋中焦,注重气药禁忌及相关配伍。结论:程氏善用气药,临证注重审查气机,明确用药法度,善用气药治疗郁证、痰证,临证形成了以气为辨的辨证论治体系。

大德本《南海志》残卷跋

本文详考元大德本《南海志》成书及其成为残存五卷本的传世经过，并概述此书保存宋元时期广州地区大量史料。

“许元仲”还是“许仲元”——《三异笔谈》作者考述

作为清代“拟阅微小说”的先期之作,《三异笔谈》在古代笔记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其作者姓名究竟是“许元仲”,还是“许仲元”,清末民初已开始混淆。当代虽有学者加以辨析,却未能形成定论,相关讹误依旧普遍存在,且有愈演愈烈、延续不断之势。通过梳理《三异笔谈》的存世版本,寻绎他书文献中的各种线索,以及检阅书中的具体行文,可判定作者姓名当为“许元仲”,而绝非“许仲元”。“许仲元”之误,民国初年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本虽非始作俑者,却当负有主要责任。

发现南宋三贤堂——宋画《山水图》上的西湖史实

南宋马元忠《山水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收入《宋画全集》)反映了苏堤三贤堂的南宋样貌。由这幅画再对照其他宋版地图、宋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证,近年新建的苏堤三贤堂定址有误,其故址应当位于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而且当在相望西山的苏堤西侧。此外,对比《山水图》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可见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马元忠此画虽非工笔界画,却因取景于西湖苏堤,加之笔墨之间对西湖实景多有着意,故而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南宋西湖的细节。

曹氏归义军交聘后汉史事表微——以P.3438V王鼎状为中心

法藏敦煌文献P.3438V为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状四件,记述其在沙州赴宴、参与打颙活动等事迹。又据书道博物馆藏第116号《观世音经》王鼎写经题记纪年“天福十四年三月六日”及BD09522V王鼎某状封筒,可将P.3438V的撰作时间确定为乾祐元年十二月(公历949年初)。王鼎等带来了后汉朝廷授曹元忠节度留后、检校司空的官告及“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印”。对该状的释读有助于廓清后晋、后汉之际沙州与中原的交聘史事,官告国信判官王鼎在敦煌的活动亦体现“天使”受到曹氏归义军使府的特殊招待。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李详函札三通考释

李详友朋函札三通,所述皆关当日文化时事,为研究其所处时代及人物关系之第一手资料。兹以见闻所及,略事疏解,以为知人论世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