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for the Tibetan Family and Tibet's Modernization——A Survey of Social Changes in Tibet in Last 50 Years

I Since 1990, as a person in charge of key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I have had opportunities almost every year to conduct field surveys on anthropology in Tibet together with my colleagues. Our investigations focus on the family. The purpose of our surveys is to see social changes in Tibet during the 50 years after the Democratic Reform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family as a social cell.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分析

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是实现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采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数据,考察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分析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较低,分为生存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两个子维度,老年人对于生存型风险的感知水平高于情感型风险;在传统家庭保障因素中,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均能有效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会网络保障因素中,亲戚支持网络能显著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区保障环境因素中,国家级贫困村和有村级正式养老机构会显著提高养老风险感知,而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对于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南丰刘壎由宋入元,做过学官,体现了南方文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属于边缘型遗民。他作《补史十忠诗》,其子麟瑞也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这些诗歌咏宋末死节义士,成为《忠义集》的主体。刘氏推崇忠义精神,长于诗歌创作,这种家学家风与南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论平定“二田战乱”及其影响

明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平定"二田战乱",实行改土归流,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北的统治。同时,在贵州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快了贵州建省步伐,为思南、思州改土归流创造了契机,贵州文化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促进了贵州交通运输的改善,使贵州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