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俞樾佚札考论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藏《明清名家书札诗稿》中有俞樾致其弟子徐琪信札一则,以往相关书信集均未刊布过,可与俞樾其他书札及诗文呼应对读。经考证,此札作于1891年12月21日,内容主要涉及俞樾与弟子徐琪之间的诗词唱和、著作刊刻及日常家事,反映了俞樾深厚的学术涵养、矛盾的著述思想、晚年的生活情趣及平和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晚清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代儒林宗硕与弟子的浓厚情谊。此札为研究俞樾的文学观、俞樾著作的刊刻情况及晚清士人生活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切韻》系韻書用於記録吴方言詞的中古新增字三例

《切韻》系韻書記録了大量中古新增字,有些新增字是方言詞進入標準語詞彙系統引起的。本文選取《切韻》系韻書中吴方言詞的三個例子,分别例説方言詞引起中古字形新增的三種類型。方言詞和中古新增字研究不單純涉及漢字字形問題,還涉及漢語方言和非漢語成分的識别問題。該類研究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以觀察漢語及漢字複雜的來源、形成和演變過程。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投稿须知

1稿件要求1.1稿件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层次清晰,文字精炼,数据准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1.2稿件请寄打印稿,亦可用16开单面方格纸誊写,字迹端正。简化字以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不用繁体字和异体字，

《月令》单篇别行现象论析

《月令》篇被收入《礼记》后,又从中析出单篇别行。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的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单篇别行文本与其衍生的月令体著作,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施政思想以及与时偕动的生存原则,为人们了解古代帝王治国理念、社会思潮的细微变化,以及古代农业生产、天文历法、节令民俗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保存了极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乐经》探秘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

作为周代朝廷《乐歌》的诗经是在寄食制的生产、特权式消费为主 ,自娱式的生产与消费为辅这样两种生产与消费方式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诗经》乐歌的诗乐相配或由专职艺术家加工 ;或为了周王朝的宗教礼仪活动而由贵族和专职艺术家制作 ;或是由专职艺术家独立完成 ;《诗经》乐歌配乐的过程有四 :一是词、乐均为新制 ,同时产生 ;二是词、乐均为旧制 ,经过整理编定 ;三是先有歌辞 ,后有音乐 ;四是先有音乐 。

从“诗乐”到“乐诗”:礼与诗、乐关系的角色演变

在《诗经》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文化角色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乐”地位的变化。先秦社会的《诗》基本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充当了同一种文化角色,一起为礼服务。第一种状态是“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第二种状态是“诗乐分离,诗逐步走向独立”。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出《诗》的角色由“乐”之附庸向“礼”之附庸的转变。《诗经》发展的历史也是礼与诗、乐关系角色演变的历史。

曹溶与《流通古书约》

明末清初学者曹溶著述《流通古书约》,提出了古书传抄互换或刊行广布的流通之法,在我国首次以文字的形式倡导图书开放的思想。在具体实施中,此约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对保存古书及利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金文及《尚书》中之“若曰”考

"若曰"是《尚书》和西周金文中常见的词组,对于"若"的说解至今无定论,文章对西周金文和《尚书》中的用例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并参考前人观点,对"若曰"作出了新的解释。

《乐记》的英语译介研究:动机与多样性

《乐记》为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述,是中国传统思想典籍与专业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译介对象。本文以现有的三个《乐记》英译版本为对象,考量译本样态、译者翻译与诠释策略的特点及风格,挖掘不同译本对《乐记》文本形象塑造的不同,指出译者身份与翻译动机的差异是造成《乐记》译本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乐记》的后继翻译活动应译释结合,以凸显其作为专业音乐典籍的特殊性,强调其音乐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平、清、瑟三调之于“相和”、“清商”

近世各种音乐词典、相关著作及文章中多认为历史上的平调、清调、瑟调三调先为"相和"所用,后为"清商"所用。但亦有探讨相和歌与清商乐之区别,且只认同三调属于清商乐者。笔者赞同后者,认为相和歌与清商乐之间没有直接承接关系,三调亦不为"相和"所用。

《河岳英灵集》及传世版本概述

殷璠是唐代文学家,他辑选盛唐时期广为流传的诗歌,编为《河岳英灵集》,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在书中,殷璠表达了独特的论诗观点,对各诗人的评论也较为中肯。《河岳英灵集》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由二卷本演变为三卷本。介绍并列举了现存于世的宋刻本及明、清刻本等古籍版本,对《河岳英灵集》古籍版本的著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俞樾的训诂思想与方法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训诂学家。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在其代表作《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中提出了许多训诂思想和原则,并在训诂实践中运用多种训诂方法解决群经、诸子中的疑难问题。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德:《礼记》礼乐教化的意义生成

考察《礼记》中有关礼乐教化与德的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本质义之德是实际体认天道于己身并践履之。人通过礼乐教化而获得对道的认识,并能够运用于自身,即为德。至德之人,就是得道之人。有德方可谓君子,君子之德的实质在于仁德。礼乐与德其理相通,真正懂得礼乐之人,才是有德之人。人通过接受礼乐教化而成君子之德。君子之德既成,则国治而天下平。

北宋时礼乐观影响下的乐书分类观念的改变

我国古代关于乐书的分类至北宋时发生重大改变:即宋前将乐书分别归属于经部乐类与集部总集类二处,至北宋则将之基本归入经部乐类。这一改变根源于当时礼乐观的影响。

和:《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

《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是"和"。而致和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命化的过程。"和"首先表现为"君子和而不流"的"己和",即身(形体)心(精神)之和。其次是由"己和"而推衍为人人"安其位而不相夺"的"人和"。"和"的最高境界,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和",即"太和"。《礼记》礼乐教化之"和"的内涵,是通过礼乐教化而孳生的个人、社会、天人之间的各素其位、各正性命、生生不已的和谐有序的发展关系。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失误管窥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传统训诂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又开启了近、现代训诂学的先声,成为训诂学上的模范名著。但不可否认,《古书疑义举例》也存在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语法、校勘、词汇训诂、编排体例等方面的失误进行辨正。